我们总不能卖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郭增光（中）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们研究案情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郭增光被打,外衣被扯烂。谢德良摄

工作站的墙上挂满锦旗

11月14日，郭增光和工友们在大兴法院按手印取回欠款

　　我们总不能卖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在郭增光掏了400元钱包车回家的中巴上，一些工友当着他的面开始冷言冷语。

　　“也不把情况问清楚，就把我们带出来了。”

　　“谁知道他和工头是不是一伙的呢，合伙坑我们……”

　　“别，别，大家都少说两句。”终于有人出来打圆场。

　　“村里人都信任我，可我把事情搞砸了。”3小时的路，郭增光记不清是怎么捱到家的。

　　“要是不把乡亲们的欠款要回来，我这辈子在村子里都别想翻身了。”郭增光横下一条心，也不去找别的活干，一天一个电话，找曲文坡要钱。

　　最初，曲文坡还接电话敷衍两句；到后来，他连电话也不接；再打，干脆关掉手机。郭增光去了20多趟北京，没能找到曲文坡。

　　直到春节前一个月，对方的手机干脆欠费停机，家里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郭增光明白，这是许多包工头惯用的逃债伎俩：一到年关结款，手机停机，上演“人间蒸发”。

　　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第二天，郭增光来到北京，找到曲文坡在大兴区的家。这座曲文坡自盖的两层平房

　　曲文坡当然不在，只留下老婆孩子守家。债主们心情都不好，凑在一起骂骂咧咧，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有人告诉郭增光，他已经连续在这儿等了一星期了，曲文坡也没回来。“我们总不能卖了他的老婆孩子抵债吧”。

　　讨不到钱，郭增光在村子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多数的工友也不多说什么，只是三个一帮，五个一群，一趟趟到郭家要钱。

　　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工友，在路上挡住了郭增光，拔掉了他的摩托车钥匙。郭增光迫不得已，打了“110”，才把车子取回来。

　　“软刀子杀人更疼啊！”郭增光咬了咬牙，和妻子一合计，把家里仅有的万把块钱拿了出来，又从亲戚那儿借了5000元，先把一部分欠薪还给了工友们。

　　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

　　2002年2月，是郭增光有生以来过的“最痛苦的一个春节”。

　　年三十晚上，他心里憋得慌，吃了几口饺子，连春节晚会也没看，早早关灯睡了。黑暗中，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已经十多年没哭过，可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了。

　　正月里，他一步也没出过家门，茶饭不思，手一抓，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妻子安慰他：“也许过了春节，曲文坡会良心发现的。”

　　春节后，郭增光终于找着了曲文坡。此时，曲文坡原来的工程已竣工，他告诉郭增光，又新接了一个工程，是自己垫的资。

　　“老郭啊，你这又是何苦呢？”曲文坡把郭增光拉到沙发上坐下，“我接的这个活儿，能赚不少钱，如果你能在我这儿好好干，每月我开给你3000块钱。”

　　郭增光根本不信：“曲老板，我不愿意。我只想把大家的钱拿回来。”

　　曲文坡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叫来工地上的保安，把郭增光轰了出去。

　　“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硬的。”郭增光左思右想，花了10块钱，买了块白布和一瓶墨汁，在地上捡了个烟头，蘸着墨汁，在布条上写下：“曲文坡还钱”。

　　他把布条揣在怀里，再次来到工地上，在一块空地上堵住了曲文坡。

　　“你又干啥来了？”曲文坡扬了扬下巴问。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

　　郭增光从怀中掏出布条，扎在头上，指了指：“你要再不还钱，我就绑着，让全工地的工人们看看。”

　　“还，还，还，还你妈个×！”不由分说，曲文坡照着郭增光的胸口狠狠给了一拳。郭增光反应不及，被打倒在地，随后那十几个人围了上来，一顿拳打脚踢。

　　“管你黑道白道，老子都不怕。你尽管找人去。”曲文坡把布条从郭增光头上扯下来，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郭增光的外衣被扯了个大口子，里面的毛衣也被扯烂了。他跑出工地，给“110”打了电话，闻讯赶来的警察，得知郭增光是因为讨薪被打，丢下一句话就走了：“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你既然没啥事，就算了吧。”

　　郭增光回到村里，叫了平时关系不错的二三十个工友，在家里商量办法。工友们炸了锅：“他欠钱不还，还敢打人，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有人说得激动，喊道：“干脆我们一人一刀把他砍死算了。这么多人，也顶多判个几年，出口气。”

　　郭增光劝住工友：“走极端对大家都没好处，这天底下总还有讲理的地方吧？我们找政府和法院去。”

　　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

　　“这几年里，我就像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郭增光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起初，他来到工程所在地的某区劳动局。劳动局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告诉郭增光：“这是个人之间的劳务费纠纷，不属于劳动纠纷，不归我们管，你去法院吧。”

　　郭增光来到该区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听完后却又是另一种说法：“这是劳动争议，应当先到劳动局，他们仲裁后还不行，再来法院起-诉。”

　　郭增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是两家都不想管，才故意这么说吧？”

　　一个凑巧的机会，他听说司法局能提供法律援助，就揣着疑问找上门去。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农民工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你还是上工会去吧？”

　　工会接待郭增光的，是一个50多岁的“很热情的大姐”。她给郭增光倒了杯水，耐心听完，递给他一本《劳动法》，说：“这确实不对。这样吧，你回去好好学学《劳动法》，以后就不会吃亏了。”

　　郭增光又来到信访办。在信访办门口，他遇上了家乡保定市来“截访”的干部。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从郭增光手里拿走材料，并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你等着吧，市里头会给你解决问题的。”可直到今天，这个人都没再和郭增光联系过。

　　走投无路的郭增光，试着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报社，根本没人搭理。一个接电话的记者没听几句，就告诉他：“我们领导规定，这种事情，最多侧面关注一下，不能正式报道的。”

　　那段时间，郭增光感觉自己“像个转个不停的陀螺”，从老家到北京，又从北京到老家，一个月往返20多次。有时候来不及回家，就只好找个地下通道过夜。天气渐渐冷了，地下通道没法睡，他就花10块钱，找个地下室旅馆睡一觉。

　　没钱了，他找个工地搬一天砖，挣口饭钱。有空闲时，他就直奔西单图书大厦，“那儿的法律书特别全，地方大，也不会有店员丢白眼”。

　　那段时间，郭增光潜下心来钻研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劳动法》、《合同法》、《工会法》，我背得不比大学生差。”

　　“可有什么用呢？根本没人愿意听我说。”郭增光手攥着一本翻烂了的《劳动法》，大声质问，“难道法律只是写在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