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支付这笔巨额讨薪成本

郭增光（中）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们研究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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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光被打,外衣被扯烂。谢德良摄

工作站的墙上挂满锦旗

11月14日，郭增光和工友们在大兴法院按手印取回欠款

　　谁来支付这笔巨额的讨薪成本

　　11月22日，农历小雪，北京迎来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

　　郭增光又重新开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这是一个学校礼堂的改建工程，工程量不大，20多个工友同住在工地边临时搭起的工棚里，10多平方米的地儿，搭成简陋的上下铺，睡

觉时头顶着脚。穿堂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工棚边的水龙头“哗哗”淌着水。一个工友刚用它冲过凉水澡，另一个工友开始洗衣服。

　　“工头说，过些天等真正冻了，他就给我们买台电暖气。”郭增光对眼下的居住条件还算满意。他住过条件最差的工棚，是一个刚完工的地下车库，工地上的积水离他的床沿只有几厘米，上面飘浮着下水道的排泄物。

　　在北京呆了10多年，郭增光参与建设的楼盘不下40座，但他依旧栖身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一只30瓦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幽光。抬眼望去，周围的高楼灯火通明。

　　这几年，郭增光家仅有的储蓄，都代曲文坡还了工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全家开支降到了最低点。他穿着一件暗灰色的薄夹克，是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5元。两条袖子磨得已看不出颜色，打满了补丁。

　　原先那把牙刷，他用了三四年，一直没舍得换。妻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一把牙刷只能用3个月，便花3元钱给他买了把新的，顺带还买了个搪瓷杯子。这是几年来他家唯一添置的新物件。

　　郭增光说，他想把这些年的亲身经过，写成一篇

　　“工友、律师、政府部门，法院，谁是赢家？”他望着夜空长叹，“没有！只有曲文坡是赢家。”

　　5年来，为了讨薪，他找过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门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还去过市政府、人大、建委、劳动局，以及农业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多个部门。

　　从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仅车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为讨回属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用餐费，累计达7000多元。

　　这还不算援助律师所花费的成本。为帮助郭增光讨回工钱，时福茂律师直接支付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复印费等共计1900多元。仅是68个工友每人三份的诉状，每份7页，摞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叠，“这也都是钱啊！”

　　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调查结论是：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由于和曲文坡打官司，前些年，北京的包工头没人敢雇郭增光，甚至在县里他也呆不下去，只好在乡里打点零工，每月仅有五六百元，却还常被欠着。

　　眼下这工头，给他开的价是一天40元，依旧是口头承诺，没有合同。

　　“你就不怕他也欠你吗？”记者问。

　　“怕，可哪儿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他叹了口气，“唉，有活干，就总还有希望；不干，就是死路一条。”

　　上月中旬，郭增光的妻子也来北京打工，给一户人家带孩子。虽然到北京20多天了，可夫妻俩只见过一面。据说，雇主对她很满意。

　　“这是个好兆头。”妻子来的那天，“以往从不信邪”的郭增光，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说，我这几年命里注定走背字，明年稍微好些，后年就能彻底翻身了。”

　　在郭增光身后，是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不远处一座豪华商场门口，立着一尊三人多高的石狮子，身上刻着“百世太平”。前来购物的人们川流不息，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