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着一系列漏洞

郭增光（中）和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们研究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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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光被打,外衣被扯烂。谢德良摄

工作站的墙上挂满锦旗

11月14日，郭增光和工友们在大兴法院按手印取回欠款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存在着一系列漏洞

　　一个偶然机会，郭增光被介绍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听过他的讨薪遭遇后，该中心主任佟丽华当即决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时福茂，被指定为郭增光一案的援助律师。在他

看来，“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时存在的一系列漏洞”。

　　这个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它是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和致诚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专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

　　一年多来，这个工作站总计受理了940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并为1905个农民工追讨回工资570多万元。在这个2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里，挂满了欠薪农民工送来的锦旗，其中最多的一面，有172个农民工的名字。

　　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社会庞大的欠薪农民工群体相比，无疑是沧海一粟。据工作站的一份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被欠薪后会选择忍气吞声，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会选择暴力解决，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农民工，才会选择司法援助。

　　另据调查，劳动监察部门，往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最先求助的部门，但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1049件案件中，经过劳动监察部门将工资讨回来的只有17件，只占到总数的1.6%。

　　一位法律专家指出，劳动监察没能发挥应有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监察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以北京市为例，某些区的外来农民工达到上百万-人，但劳动监察人员不过二三十人。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工作站的一位律师透露，在他援助过的一起工伤案件中，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竟要求这名农民工，把工伤发生经过，以Word文档形式存入软盘交给他。

　　更有甚者，这个律师带着被欠薪的农民工到某劳动局请求帮助，一个副局长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在电话里对包工头说：“把钱给他们点吧，先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由于包工头的存在，使农民工的

　　郭增光曾一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在几年的维权中，几个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都认定，他和曲文坡之间的债务关系属于经济纠纷，劳动部门管理就是越权。

　　为了让某劳动监察部门出具一份书面答复，作为起-诉曲文坡的仲裁依据，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时福茂总共去了这个劳动监察部门7次，才得到一份“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不予受理”的《告知书》。

　　与此同时，2004年1月13日,郭增光在北京丰台区的某个工地找到了曲文波。坐在办公室真皮座椅上的曲文坡，斜着眼瞥向郭增光，问：“你找我干嘛来了？你不是告我去了吗？”

　　“是啊，劳动局说了，要我再找你好好谈谈，别把事情闹得太僵。”郭增光只好陪着笑脸。

　　“好吧，我给钱，不过我说多少就多少。”曲文坡拿出计算器，边算边说：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得扣几千；工地东西丢了，还得扣几千；再扣去办暂住证和伙食费用，郭增光倒欠曲文坡2000多元。

　　“不过我不和你计较这些，这钱就到此为止吧。”曲文坡笑道，“你现在这么惨，还和我斗什么呀？”

　　郭增光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曲文坡，大声喊道：“我不会妥协的！我要和你斗到底！”

　　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

　　2005年5月23日，在搜集了相关证据后，时福茂律师和郭增光来到北京市某法院，对曲文坡提起民事诉讼。

　　该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但同时提出，郭增光等68人要分别起-诉，分别立案。这意味着，68个人每人要准备3份起-诉状，备好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每人一份相同的证据。

　　如果按照68个案件受理，每个案件50元受理费总计就是3400元,这笔开支，郭增光早已无力交纳。时福茂向法院申请减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必须每人提交一份减免诉讼费申请书和一份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在准备了厚达680页的诉讼材料后，2005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由被告曲文坡支付郭增光等人的工资款。郭增光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判决宣布后，曲文坡的手机停机，原先的家也已拆迁。找不到人，法院无法执行。判决书又成了一张空文。

　　直到今年9月，在老家打零工的郭增光获悉，一个住在50里外的村里的人，和曲文坡常有生意来往。郭增光连夜赶去，恳请那人说出曲文坡的下落。

　　“我要好处费！”那人开口向郭增光要3000元。郭增光好说歹说，递给他1000元。那人翻来覆去数了三四遍，把钱揣进兜里，给了郭增光一个手机号和曲文坡所在的工地地址。

　　10月18日，时福茂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5日，法院通知郭增光，已经找到曲文坡，并扣押了他的机动车行驶证。曲文坡答应支付3万元，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郭增光同意。

　　11月6日，曲文坡开着辆黑色捷达车来到法院。他“夹着个公文包，一身黑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

　　“郭增光，你来啦。”见到郭增光，曲文坡抬手打了个招呼。

　　“你们来啦？你现在好吧？”郭增光回问道。

　　“好得很！”曲文坡说着“露出志满意得的笑容”，与郭增光擦肩而过，上楼还钱去了。

　　第二天，郭增光特意赶回老家，将这一幕告诉了在家的工友。工友们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谁被欠了钱还能要回来的。”

　　“老郭，你说曲文坡会不会安排了人，一出法院又给我们把钱抢回去啊？”还有人表示出这样的担心。

　　郭增光听着，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

　　“有人说农民工不懂法，所以讨不回薪。可我把法背得滚瓜烂熟，有律师帮助，又有确凿证据，还是费了这么多周折。”郭增光不解地问，“你说说，我们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