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场问题十年未获解决凸显管理体制困境(2)

　　垃圾隔界影响居民

　　京东，朝阳界内，紧邻通州，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已存在十年。

　　十年间，高安屯的垃圾山已高达数十米，而北京物资学院的2000余名师生，已经“受了10年熏”。

　　邹晓美所在的物资学院，位于通州区的西北角，距高安屯垃圾场的直线距离不过千米，1996年，邹晓美首次迈进物资学院大门。“我到学校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听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臭味，下雨天，气压低，一天24小时都弥漫着臭气，让人难受得想撞墙！”邹晓美说，在她的记忆里，夏天学生上课时，鼻子里都塞着卫生纸。

　　因紧邻垃圾场，操场也成了摆设，根本没人敢去跑步，“闻到那种味，你就根本不想呼吸”。

　　目前，天赐良园等小区内的2.5万户居民过着轻易不敢开窗户的生活，他们都在通州境内，高安屯的下风向。

　　“朝阳把垃圾场放在了自己下风下水的地方，但却是通州的上风上水向，风一刮臭味全吹到通州来了。”通州区环保局监察科科长徐晓云说。

　　徐晓云已不止一次被投诉人在夜间吵醒。她说，自从4年前坐上这个位子，她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关于高安屯的投诉，特别是在夏天。

　　已拖十年依然无解

　　在10月23日通州环保局做出的情况说明上，通州区区委书记梁伟，区长邓乃平，主管副区长赵玉影分别作了批示，对于高安屯的问题，他们审慎地用了“逐渐解决”的字眼。

　　“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管辖权。高安屯是人家朝阳的，得看人家的脸色。”问题久拖十年不能解决，通州区环保局副局长胡建华一语道破天机。

　　2005年1月，通州区政协7个民主党派就高安屯问题曾提交过一份提案，提案中说：“朝阳区将垃圾消纳场建在通州墙外，无异于将自家垃圾堆放于邻居窗外，严重侵害了通州居民的民生与健康……”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垃圾场搬走。”胡建华说，通州区政协的提案也认为，垃圾填埋场应尽快迁到通州区以南，远离人口稠密区。

　　“把垃圾场搬走是根本不现实的。”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方朴说。“我们已建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说搬就搬呢。况且，朝阳区也必然需要一个垃圾场，每天3000吨的垃圾，总不能随便乱倒吧！”

　　“我估计他们也不愿意搬，这个难度非常大。”胡建华说。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垃圾场，在最初建的时候，朝阳就该和通州沟通。“等到苍蝇蚊子都飞进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建了个垃圾场，可是已经晚了。”

　　不过，高安屯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是在自己的区界内建垃圾场，没有必要和通州商量，没有任何程序和法规要求我们这么做。”方朴说，高安屯的建设，是符合规划要求的。“确定在高安屯建设，我们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论证，当时市区两级环保局、规划委、计委等相关部门的人都参加了讨论。”

　　“这几年朝阳发展非常快，人口密度也已经越来越大，在朝阳区范围内选一块地建个垃圾场，非常困难，只能放在朝阳最靠边的地方，那就肯定要和别的区交界。”方朴认为，垃圾处理厂就像公共厕所一样，是一个人人需要，人人又都不愿要的东西。只要建，不管放在哪里，都会有矛盾。“建在这里和通州有矛盾，建在别处，没准又和顺义有矛盾了。”

　　方朴认为，目前本市实行的垃圾设施建设机制，是造成各区之间矛盾难于协调的一个根本原因。

　　据记者了解，目前本市垃圾处理机制实行的仍是50年代建国初期的管理方式，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区的垃圾由其各自收集后，由市市政管委在其统一建设的垃圾处理场统一处理，其他各区自行建设垃圾场，自己处理。

　　“当时城四区垃圾场由市级统一建设，就是因为考虑到四个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其辖区内不适宜再建垃圾处理设施。”作为北京市市政管委的高级工程师，“垃圾专家”王维平参与了本市近20年垃圾场发展规划的编制。

　　“不仅城四区，现在，像我们朝阳这样的区也已找不到地儿建垃圾场了。”方朴说。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急剧推进，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区已从原来人烟稀少的郊区变成了城区，人口密度急剧增加。

　　“这几个区都面临垃圾场选址难题。”方朴说。

　　方朴的说法，得到了王维平的认同。王给记者举了石景山和门头沟的例子。2003年，石景山区的黑石头垃圾填埋场到了报废年限，急需建一个新垃圾场，但辖区内已找不到适合的地方。最终，通过与门头沟区协商，由石景山区出建设费和运行后的部分管理费，双方合作在门头沟共建一个垃圾处理场，共同使用。

　　在王维平看来，这种“妥协”完全依赖双方意愿甚至是上级政府压力，不是长久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