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台湾人看2006政坛：怎一个乱字了得

伍坤山也知道“大和解”只是乌托邦

国民党猛力抨击高捷弊案

范可钦在新的“倒扁”之家

岛内知名揭弊人士张友骅

　　三个台湾人的2006

　　2006年台湾政坛，犹如排进了太多戏码的一个夜场，生旦净丑走马灯般你追我赶，各个脸上都有夸张的油彩；唱念做打也变了节奏，常是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直看得人们头昏脑胀，眼花耳鸣。

　　政治喧嚣在弹丸之地终日弥漫，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却陷入边缘化困境，卡债居高不下，消费徘徊冰点，自杀人数不断攀升。

　　民声沸腾，民生凋敝，这个社会似乎把太多资源放错了地方。旁观者可以“啪”地关上电视，而那些被政治声场包围的岛民，却无法闭目塞耳，无法拂袖而去。

　　周刊记者找到了广告人、陶艺家和传媒人，三个同样被卷入政治漩涡的台湾人。且听他们讲述各自的2006。　(韩 波)

　　广告人设计“台湾剧场”

　　“政治广告真的很难！我做完政治广告再去做商品广告觉得是易如反掌。”

　　撰稿／贺莉丹(记者)

　　如火如荼的“倒扁”浪潮中，翻滚的红色怒涛、民众整齐有序的倒立大拇指“倒扁”手势、集体布阵“纳卡斯线”图腾……让“倒扁”运动成为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让凯达格兰大道成为天然的“台湾剧场”，这些构思，来自于“倒扁”运动的幕后策划者——44岁的台湾广告鬼才范可钦。

　　“倒扁”运动中，担任“倒扁”总部发言人的范可钦数次坐轮椅到静坐现场，亲自呐喊助威，他因此被誉为让台湾爆红潮的灵魂人物。

　　6年前，范可钦用自己的绝佳创意帮助陈水扁走进“总统府”；6年后，他成为红衫军中的一分子，誓言要用自己的创意拉阿扁下台。

　　当年范可钦为陈水扁推出了4个系列广告显然抓住了“撼动人心的东西”。在广为传诵的“铁汉柔情”篇中，舒缓的背景音乐下，字幕醒目：有个丈夫，15年来每天晚上都要起床两次，抱着他的妻子上厕所，白天他是铁汉，夜晚他是柔情……随后陈水扁推轮椅的背影徐徐出现。

　　范可钦回忆，当他把拍摄的广告毛片放给陈水扁看时，陈水扁激动到眼睛发亮，每个熟识的人一现身，他就兴奋地用手指屏幕，嚷嚷他们的名字。这些为陈水扁量身打造的政治广告同样赢得了中间选民的心，最终将陈水扁送进了“总统府”。范可钦因此被誉为陈水扁的“超级化妆师”，暴得大名。

　　但范可钦随后坦承，在陈水扁当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感觉“帮错人”。“你在做之前你怎么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千金难买早知道，事后诸葛人人会当。”范可钦感叹。

　　其后，范可钦又制作了一系列政治广告，其中，“政党轮替”广告中，“让对手成为最称职的反对者”诉求同样打动无数民众。2002年，范可钦开始为国民党设计“立委”竞选广告，主打“国民党要争气，苦日子才会过去”的概念。事实上，他不喜欢从政，制作政治广告常常是受朋友之托。

　　今年的台北市长选战中，范可钦为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郝龙斌助选，他设计的竞选广告是让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立法院长”王金平与郝龙斌三人一起入镜击鼓，营造国民党上下一心的团结气势。为郝龙斌助选在范可钦看来顺理成章，范可钦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他与郝龙斌相交多年，早在两年前他去郝家吃饭时，就大胆预言郝龙斌要参选台北市长，并表示届时愿意为郝助选，郝龙斌一笑而过。去年年底，此事提上日程，范可钦答应出马。

　　范可钦向记者回忆他当时与郝龙斌的一段对话相当有趣，“郝龙斌问我，选举时会遇见什么事？我说，你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挖出来，刨根的刨根、鞭尸的鞭尸，什么放大镜、显微镜、照妖镜统统出来把你身上都照遍了。他问，会有这么严重吗？我说，男人就两件事，一是钱，二是女人，OK，你有没有？他说，我从小到大都清清白白，说到女人，我根本就是一个从一而终的胆小鬼。”这一段范可钦说得畅快淋漓。

　　事实上，做政治广告之前，他早在广告圈名声远播。SK—II护肤品的广告中，刘嘉玲的那句“你在看我吗？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与萧蔷的那句“你知道我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吗？”让无数爱美的女性怦然心动，这两句著名的广告词都出自范可钦的手笔。

　　他的经历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更为曲折：范可钦的父亲是山东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赴台，母亲为本省人。生下被称为“边缘人”的范可钦，不幸的是，从小因罹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造成了下肢残疾。儿时的范可钦家境堪忧，父亲每月就几百元新台币收入，母亲一度没有工作。从台北文化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后，25岁的范可钦踏入广告界，进入台湾著名的奥美广告公司，历任奥美广告公司上海、香港、北京创意总监，李奥贝纳广告的执行创意总监。1996年，范可钦回台定居，之后3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匚合创意有限公司。

　　范可钦坦言自己嫉恶如仇，发脾气则是策略性的，因为“生气伤肝伤脾伤心，还可能伤财”。事实上，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评价的标准是——好不好玩，是否有趣。很多选择以此为参照：1993年在上海，他开过一家名为“头大”的玩具连锁店；目前他正在台北做一个名叫“Baby Boss”的儿童乐园，让小朋友真人体验各种职场角色扮演，计划在2007年12月1日开放，顺利的话，他想在湖南也复制一个，因为实在是“好玩得不得了”；正在做的一个护肤品与毛发再生产品的市场行销，是他所长，也“好玩”；他离过婚，因为“那个婚姻太无趣”，所以想尽方法挣脱。“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很多事情不好玩的话，就没劲了，工作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玩，我投入到工作上的时间非常长。因为你在娱乐，所以时间长你也很开心。”

　　两岸三地的辗转经历让范可钦感受到一些变化。1991年，范可钦刚到上海奥美工作时，“哟，你台湾人啊！”他常常听见这样的称呼，“我就跟他讲，我是山东人，讲了半天。”在跟记者讲述这个细节时，他加重了语气。

　　“1991年的上海，我可以用‘落后’来形容，可是今天在上海，你看到的是‘进步’两个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上海现在每月都有新的变化。台湾呢，十年如一日。一个笑话说，现在大陆正在搞经济发展，台湾正在“闹革命”。我期望，我们都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政治不是大家的全部。”范可钦如此感叹。

　　今天，走在台湾一条莫名小道，仍有善意的笑脸跟他打招呼，“范可钦，你好啊！”这是来自2006年红衫军的温暖笑脸。不管如何，如果此生要写一部回忆录，他一定会记录红衫军，因为那是台湾的高处，他的高处，不可忘，怎能忘？

　　跟10个女人“热恋”

　　记者：有人称你为“倒扁”设计师，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广告人，这次你是以怎样的立场参与“倒扁”的？有怎样的感受？

　　范可钦：我负责把“倒扁”运动做一个有系统的分类和整理，然后针对某些活动需要透过媒体(把信息)散发给民众，让民众根据我们的游戏规则建立一个有组织的运作方式。

　　我真正最紧张的时间差不多一个月，一天最多睡三四个小时，每天连轴转，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解释，这也是对体力、毅力跟耐力的一个庞大考验：每天早上你要面对大概20台摄像机、几十个媒体记者的发问，上午下午各一场记者会，还有不停的电话询问细节，对每个媒体要非常耐心，不能生气；我每天要上4到5场台湾的政论节目，一个节目讲1到2小时不等。一天下来，都快累惨了。那个感觉很像同时跟10个女人在恋爱，同时要应付10个热恋的女友。

　　我的立场很简单，我就是施明德的朋友。施明德在8月份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来帮帮忙？我说没问题。他站在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位置上，所以我就拿起武器跟着他一起往前走，你看到了，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记者：让你和施明德先生以及红衫军如此毅然决然“倒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范可钦：做这个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还要有很高的EQ(情商)。大家共同的心愿是：我们怎么让台湾回到正途上，如果台湾的“总统”这样贪污，我们怎么给后代做个交代？

　　我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件事情能让你获得某种利益吗？到目前为此，我还看不出来。第一，我没拿过一毛钱；第二，我还耽误了挺多的工作；第三，我有些客户因为不太谅解我，可能还会影响我明年的合约；第四，我因为那段时间天天上电视，所以现在没有隐私。以我的能力，我闷头做广告，比做“倒扁”“钱”途无量多了。

　　红衫军永远在那里

　　记者：在过去的几个月，媒体评论说，范可钦让台湾爆“红潮”，你给这个红色命名了一个很本土的名字——“台湾红”。在你看来，颜色仿佛是种鲜明的武器。不少人就好奇，你怎么会想到在“倒扁”运动中用红色？

　　范可钦：穿上某一个颜色象征某种向心力的做法并非独创，历史上一直都有。在做这次“倒扁”运动时，我认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如果可以用一个颜色来代表的话，相信力量非常庞大，很容易产生一个“制服效应”，产生团结的向心力。

　　我们能选的颜色并不多，绿色、蓝色当然不能用，橘色被亲民党用了，黄色被新党用了，紫色被台联党用了，剩下就白色、黑色和红色三色，黑色和白色给人哀戚、肃穆、凝重的感觉而没有热情，所以那时我就想，就让我们用红色吧！红色在台湾曾是一个禁忌，可是红色是所有的颜色中最容易产生视觉震撼的颜色，红色在台湾并不是不能用，而是你怎么用，所以我们就有了用“台湾红”作为标准色的想法，其实只是为了避开政治影响。

　　事实上，民众很难买到所谓的台湾红，大家还是穿上一般普通的红，正红、艳红，橘红等等，9月9日当天那么多民众穿了红色走上街头时，红色所产生的着色效应大家都看到了，人们会觉得很有趣——我也是这个红潮中的一分子，我穿红色就代表了我心中的怒火与热情。

　　“倒扁”运动一方面在政治上产生很大漩涡，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像核弹一样大的力量投下去，它同时也安抚了整个社会的人心与焦虑人群。“倒扁”运动本来就是群体治疗的一种方式，在整个9月份，根据统计，台北市的窃盗率下降了17%，忧郁症跟躁郁症下降了14%。有很多人因为政治上的不安产生很多焦躁情绪，引发出了生理、心理上的压力反应，藉由他参与的“倒扁”运动，他大声喊着“阿扁下台！”每天喊个几百次，挥动手臂跟着一群人一起骂、出气、愤怒、跺脚、拍手、笑、眼泪……这些动作都有助于他的情绪发泄。

　　其实红衫军永远在那里，一直到今天，不论我出现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到处都有人跑来跟我握手、签名、打招呼、微笑，我看到都是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对我吐口水、对我指责。这代表什么？代表红衫军永远都在那里，红衫军没有改变过。

　　记者：有人评价说你将“倒扁”运动做成了一个盛大的嘉年华，将政治做成了一个现场party，静坐的民众，可以看电视、看球、看碟，背景音乐也是《命运》……你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种包装方式去包装“倒扁”运动？

　　范可钦：这是一个有时空背景的事情，因为台湾过去所有的街头运动里都少了中产阶级这一块。我们做这个活动，一定要让民众整个的脸谱结构完整，才有办法让很多人参加。中产阶级这些人很好笑，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大局，他们不会义无返顾为了大局冲锋陷阵。所以我们当时释出了很多让中产阶级看起来没那么危险的讯号，好比你说的嘉年华会，这个讯号出来后很多人说：啊，它看起来好像没危险嘛，我可以带着我的家人周六、周日两日游。让大家感觉这个事情不同于以前的政治活动，如果我没有参与就缺少跟同伴之间的话题：世界杯来的时候你能不看吗？

　　记者：今年10月中旬，“倒扁”活动缩小静坐规模后，曾经是“倒扁”决策成员的贺德芬评价说，总部决策机制丧失，反贪腐“只看到非常花哨的一个作秀舞台，成就一个人的独角戏”，对贺德芬的这些表态，你是怎么看的？

　　范可钦：贺德芬在初期担任重要发言位置，后来渐渐被边缘化了，她没有过多自我反省，她说的这些话也没有引起普遍性的共鸣。我们在做这种运动时一定要适可而止，也一定要了解民众的声音在哪里，所以红衫军自己将自己缩小，放在一个伺机而动的位置上，这是审慎的抉择，我们从来不觉得红衫军要成为台面上永远的英雄和领导者，它总要有退场的时候，它本来就不是有政治目的的团体，本来就不是为了组党、让施明德选“总统”。

　　记者：也有人说，“倒扁”累积的1亿元新台币，最后却让范可钦拿来玩创意；也有人说，施明德就是被你包装出来的明星……这些林林总总的负面评论，会困扰你吗？

　　范可钦：这些事早在我预料之中。1亿元放到哪里去了？我们后来公布了账目，1亿元当中我只花了大概150元(新台币)，就是3个饭盒的钱，呵呵，了解吗？一个饭盒50元新台币，刚好吃了3个，我还免费帮它打工。我们绝对没有像陈水扁一样拿了“国务机要费”去买自己的东西，我们绝对没有做这种事情。这些东西都属于小风小浪。(笑)

　　用心去感动人心

　　记者：前几天跟你联系时，当时你正在忙着为郝龙斌量身定做台北市长的电视竞选广告，你是从怎样的角度去构思郝龙斌的政治广告的？

　　范可钦：当时郝龙斌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第一个跑来找的人就是我。今年1月，我开始帮郝龙斌做助选广告，郝龙斌想要创造在政治竞选当中一个高格调的做法。他只想谈他的理念、想法，而不想去攻击他的对手，也不想提醒他的选民他对手的缺点。他从一开始就是高民调，这样的做法是OK了，所以后来设计了三人擂鼓，“团结一心”。

　　事实上，郝龙斌的对手谢长廷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拿来讲的了，郝龙斌都不愿意让我们做。我尊重他，也尊敬他。基于工作伦理，他是我的客户，我必须要尊重客户的决定；我尊敬他有这样的胆识跟勇气，因为他有可能因为这样而落选。

　　我非常相信郝龙斌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非常有魄力，很重朋友。

　　记者：但是政治广告应该不同于一般商品广告。政治人物要入镜，一定有诸多要求。

　　范可钦：政治广告比较难的在于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政治广告的攻击与被攻击是必然因素。加上你服务的客户是一个人，他也可能出乱子，你必须有非常好的灵活性。再一点，政治广告生命力很短暂。

　　政治广告其实是训练广告人的一门很好的功课，政治广告真的很难！做完政治广告再去做商品广告觉得是易如反掌。

　　政治广告所谈的是无形的东西即人的价值，你怎样把这个政治人物的优点放大到更强的优点？把他的缺点变成他的特点，把他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挖掘出来，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去面对所有的攻击，甚至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去攻击对方……这些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记者：2000年时你等于是将陈水扁扶上台，但据说一年后你就后悔了；2006年时你站在红衫军中间呼吁“阿扁下台”。此一时，彼一时，人生怎么会经历这样的转变，6年的时间你就站在对立的两面？

　　范可钦：我都是帮熟人在做政治广告，之前帮陈水扁做政治广告是因为我跟罗文嘉是很好的朋友，罗文嘉跟陈水扁的关系非同小可，我是在帮罗文嘉的忙。

　　2000年陈水扁“总统”大选的那一次广告中，你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出来的东西非常丰富，也使陈水扁从第三名一直爬到第一名，打动了500万张选票。一直到今天，在一些政论节目当中，我放那些广告给他们看，看完之后，每一个人都骂我说，讨厌鬼，就是你的镜头这么好，所以才把我们这些人都骗了！

　　记者：成功制作那么多政治广告有什么秘诀吗？

　　范可钦：很简单，就是你要很用心去找到撼动人心的东西，政治广告很重视文字的东西，说法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概念，再加上一个感人的画面，就成功一半了。因为受众往往是很简单的，你只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告诉他，听懂了就懂了。

　　民进党在这次高雄市长选举中的逻辑很简单，他们政治广告的概念是：“高雄以前做得真的很好，再给民进党一次机会吧，不要让民进党在这一仗里一败涂地！”他们所有的广告都是围绕这个去做的，人民听得懂。

　　台湾是一个在选举上比较成熟的社会，千奇百怪的选举花样都有，所有的花样也是要打动人心。(国民党)他们不会选嘛，只站在不对的地方乱打。如果我今天要在高雄帮黄俊英助选，我才不这样选！完全要用攻击的方法，强调再强调、警告再警告，绝对不能打什么温良恭俭让的广告！你一定要把人民对贪腐的危机感唤出来：“民进党我们给了它多少次的机会？它今天拿到政权后玩的是什么花招？所以每次选举它都会给你流泪、下跪、哭哭哀求，这就像你嫁错了一个老公，他出去吃喝嫖赌、打完了你再跟你下跪。他过去的历史是这样，所以一定要给它重重的教训让它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