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铸草根的力量

　　浇铸草根的力量

　　云丹尼玛，2003年入选，藏族，那曲气象局气象员

　　35岁的云丹尼玛脚步慢腾腾地走过那曲地区气象局大院。从小在号称“万里羌塘”的那曲长大，云丹对那些地处平原的大都市里过于丰富的氧气含量不太适应。“整天瞌睡得很

，”他说。

　　一回到那曲，那种困倦感立马消失，他又精力充沛起来。街上飘逸的酥油茶味道让他感到非常亲切，万里之外的纽约已成为过去，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的硕士，又看到熟悉的一切。

　　入选IFP之前，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云丹供职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气象局——那曲地区气象局。除了气象预报，因为英文出众，他还被抽调到一些驻藏的中外合作的扶贫机构工作。

　　这些机构在藏北牧区开展诸多扶贫改造项目，比如，他们在牧民中推广精放牧技术，以减少过度放牧对脆弱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为减少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在广袤的羌塘地区，从牧民中选拔、培养接生员，并拨款给这些经过简单医疗技术培训的接生员购买自行车，以提高他们的反应速度。

　　近距离接触贫困和环境问题，让他对挣钱和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三年前，在申请IFP的材料上，云丹这样写道，西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发展西藏的

　　“我从那曲来，我是西藏人，我很想帮助我的家乡，” 面对IFP考官，云丹尼玛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在那曲草原上的牧民，也许一无所有，但他的快乐也许超过在城里开着汽车的有钱人。”

　　在纽约的20个月内，云丹选了很多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课程，其中一门令他赞不绝口，那是一门关于亚洲文化的课程，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摄影师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样题材的电影的讨论，来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和朋友交谈时，常常笑呵呵的云丹一提到当地文化的流失，就非常着急，他不停列举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来表达自己的担心。

　　“我的亲戚在内地呆几年回来，居然连糌粑都吃不习惯——说吃糌粑胀气，可不吃糌粑，还是西藏人吗？”

　　康南的第三次选择

　　康南山，2005年入选，傣族，西双版纳人，云南佛协会副秘书长

　　朋友都叫他康南。其实，这是一种对曾取得一定僧人地位者的尊称，和他还俗前在寺庙里的地位有关。“我那时已是比丘，所以可以自称康南。”2006年8月，尚未到美国入学的康南山坐在昆明圆通寺回廊旁的云南佛协会办公室里，耐心地向访客解释他名字的由来。

　　23年前的1983年，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曼纳告村。那座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寺庙又恢复了。这是笃信南传佛教的村民们本年度最大的事情。13岁的岩山梢，以及村里另外41名小童，被父母披上黄色袈裟，送到新修葺的寺庙出家。在版纳傣族社区，每个家庭送男孩进寺庙出家，不仅是宗教习俗，也是学习傣族文字的教育传承方式。

　　当年的老僧人们印象中，个子不高的岩山梢很温顺，学习傣文、背诵佛经也颇用心。

　　16岁时，披袈裟的岩山梢决定离开寺庙，去13公里外的勐遮乡中心小学读书。这三年间，少年沙弥岩山梢跟着住持到处念经，比同龄孩子们多了不少见识。“看到那些穷人，自己总觉得没有能力去帮他们——只有学到更多东西，才能帮助别人。”

　　乡小学收下了岩山梢，把他和另外三名少年僧人编入了计划三年毕业的速成班。从此，从曼纳告村到学校的13公里乡道上，每日总有一个黄袍少年骑着自行车飞驰。直到假期，他才回到寺院，继续研习佛经。仅一年，这少年僧人即把1到5年级的课本全部学完。他成了速成班的班长，老师不在时，还要给同学们代课。

　　再一年，18岁的岩山梢小学毕业，考入景宏的西双版纳民族中学。初中，他又只用了两年便告完成。即便如此，他升入高中时，也已20岁了。3年前和他一起进入速成班的另三名僧人，都离开了学校。岩山梢成了高中部，惟一穿袈裟的学生。

　　长期寺庙生活，让岩山梢养成自律、刻苦的习惯，这令他很受老师的欣赏。高一，他即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在佛教盛行的西双版纳，让一名僧人担任团支部书记，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在大家眼中，他就是一名表现出色的学生干部。

　　1993年，23岁的岩山梢披着袈裟到云南民族大学外语系报到，这也是云南省第一个考入普通高校的僧人。那时的昆明街头，殊少见到南传佛教的僧人，更何况在高校。在众人好奇的注视、甚至尾随围观中，岩山梢第一次感到，这里的环境和家乡完全不同。

　　和一般学生不同的是，总有很多从西双版纳来的学生来找岩山梢帮忙，无论是生计有了问题还是彼此有了矛盾，他们都愿意找岩山梢求助。在西双版纳傣族社区，僧人常常扮演社会矛盾的调停角色。裹着黄袍的岩山梢即使到了昆明，在同乡中也依然保有很高威信。

　　到了大三，26岁的岩山梢办了退团手续。这一年，已经做了7年比丘的岩山梢在西双版纳办了退戒仪式，正式还俗。换了便装的小伙子也换了名字：康南山。

　　大学毕业，27岁的康南山因佛教和高校教育的双重背景，被云南佛协会录用。“像我这样，既有本科学历，又是出家背景的，在国内的佛教协会中非常少见。”

　　“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走到今天，”康南山说，“我很想带动一些人出来，鼓励更多僧人接受国民教育，为傣族培养更多的人才。”

　　临下班前，这位专职副秘书长再次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查看邮件。他手里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每日需要办理的事项，办成一件，划掉一条。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团体往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双版纳做佛教传统艺术以及文献收集，康南山临走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

　　他参与负责的云南佛学院新近还从云南各地招了62名僧人，与云南民族大学合办了一个成人教育班。既接受普通高校的国民教育，也接受佛学院的佛学训练。康南经常要驾着那辆门上喷着“云南佛学院”字样的捷达跑各种公务。

　　他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了，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选择，但肯定比此前的进寺庙、进小学会走得更远。

　　“我以后，还希望回到这里。”站在圆通寺红墙下，康南说，我是傣族人，也是佛教徒，我肯定希望将来自己继续为佛教、为傣族做些事。

　　不安分的动力

　　陈浩，2004年入选，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原贵州省公安边防总队民警

　　曾受过严格射击训练的右手拿着两片涂着花生酱的面包，左手端一盒牛奶，背上装着几本厚重的管理学教材的书包——早上9时30分，退役警官陈浩准时下到楼门前的106街，拐进百老汇大道，往北接着走10来分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侧校门。

　　这差不多成了哥大国际事务学院04级硕士生陈浩的生物钟，每周，除了周二要提前到8点出门，其余几天，他都是这个时间出发上学。

　　街头，卖热狗的摊位已经铺排开场面，衣着各异的学生步伐飞快，拥挤在地铁两旁的街道上，冲向不同教室或者图书馆。

　　“在这里记忆最深的，是没有一夜能睡踏实的，每夜总要摸几次枕头下的枪。”五年前，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炎热的夏季里，联合国驻东帝汶维和警察陈浩，不时记下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的种种细节。

　　头戴蓝色贝雷帽，腰挎90式手枪，驾驶那辆印度产的Tata越野车在帝力街头巡逻，他要不断巡查任何可疑的迹象——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尚未脱离暴力阴影，不满东帝汶独立的印尼武装组织不时会发动袭击，爆炸声、枪声时有耳闻。

　　那些对讲机中无休止的英文呼叫，总让在这里执勤的国际警务人员神经紧绷。他还记得古斯芒当选总统那天，中国的维和警察和其他国家警察配合，分布在各个警卫要冲，紧张地盯着街面。直到简单的就职仪式结束，他在高度紧张之后，累得差不多瘫了下来。

　　这一切，比起他那个以休闲、

　　从1993年进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学院边防系开始，陈浩穿了10年制服。至今，军校严格训练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见：眼神镇定，腰板挺直，守时守信。

　　当年投考维和警察时，匆匆北上的陈浩留给同事们一个意外。“我不习惯平庸的日子，”他事后告诉采访的记者。

　　半年在河北保定维和训练基地的魔鬼训练结束，联合国的官员上门考核。驾驶汽车S型高速绕行、射击、英文、警务常识，当场考试，当场打分，立刻宣布被淘汰的名单。那些同样经历了半年苦训的警察们，一听到落榜消息，有的当场嚎啕大哭。至今，陈浩仍很庆幸自己闯过了那天残酷的选拔。

　　他是带着联合国颁发的勋章、和驻东帝汶维和警察总部副总监签发的特别嘉奖证书回国的。但那些在他执勤时怯生生走上来围观的孩子们黑黑的眼睛，仍令他记忆深刻。

　　在后来的IFP申请资料里，陈浩写道，一年的维和工作，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如何改变着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也看到了一个合作的国际大环境，怎样帮助和改善冲突地区人民的生活。

　　现在已是他脱下警服转业后，来到美国的第四个学期。陈浩选了5门课，公共管理、东亚研究、中国政治、社区发展还有决策模型。

　　刚过去的暑假，因为曾代表中国为联合国服务的经历，他获准选修了一门由联合国开设的“武装冲突与预防”课程，那门12个学分的课被安排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由一些来自联合国的官员上课。那些天，他正帮纽约一家著名的扶贫国际组织做义工，除了上课，就要奔波于曼哈顿忙乱的街道上。

　　每天半夜1点，陈才会离开图书馆，回到位于106街与百老汇大道交界的那幢7层古旧门楼，倒在那间只有5平米的库房里，美美地睡上一觉。

　　“将来啊？我的愿望是开一间福利企业，领着一帮残疾人把产品打进这里”，陈浩指着百老汇街面上那些林林总总的商铺说。“不过这是长期的打算——毕业后，我也许会先去做管理工作，我喜欢和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