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力量

　　改变的力量

　　何江,2001年入选，云南省昆明市人，昆明博物馆馆员

　　董欣梅,2001年入选，云南省昆明市人

　　NGO工作者

　　NGO工作者昆明市新迎小区。腿有残疾的何江扶着栏杆，吃力地上到4楼。

　　每周四，她都会到这套两居室的住宅，和三位年轻姑娘见面。这是她和几位义工做的一份业余工作，帮助几位曾经有坐台经历的年轻姑娘恢复正常生活。这个项目，包括就业培训和心理辅导。何江负责心理辅导。

　　穿过房间，来到隐秘的阳台上，何江搬了两张椅子，细心地将其摆放成45度角，“这是心理辅导要求的对话角度”。

　　“其实，我们更多是耐心倾听，尽量从对方的角度考虑，用怎样的方式去说服。”

　　第一届被选中的何江今年5月刚从设在马尼拉的亚洲神学院毕业，她的专业方向是心理辅导。

　　这和她本科时就读的专业全无相干。

　　15年前，何江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昆明市文化系统就职，先在昆明市图书馆，后来到昆明市博物馆研究部。从小到大，何江一直生活在城市文化中朝阳的那一面，和留学生交换学习语言，被先生背着上山野游，为单位翻译外文资料。

　　“我没有想过，这个城市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生活，直到2000年，我跟朋友参加了一次NGO组织的义诊。”

　　那次义诊是在园通桥下的灵光街。她一照面，就遇到了1998年从云南师大外语系毕业的董欣梅。董也在这家NGO做事，一见到她，就皱起眉头：你怎么穿得这样花枝招展？还带着小狗？这弄得何江很不好意思。

　　灵光街那些陈旧的房屋里，展现了都市的另外一面。这里居住的多是低收入老人，年轻的子女走了，把他们留在破败的房子中。长期食用过咸的食品，比如牛干巴(一种熏制的牛肉)和咸菜，让很多老人染上了高血压或高血脂。这时，何江觉得，自己光鲜的衣着在这些面色灰暗的人群中，有些格格不入。

　　和何江碰面时，董欣梅已做了三年的NGO。“我是我们班惟一的、毕业就选择做NGO的人。”董说。1998年毕业的外语系学生，“很容易找到一份吹冷气的工作，可我的个性，不喜欢找一份一下子就能看到50岁以后的生活的工作。”

　　董欣梅去的是西双版纳，为一家本土NGO在当地农村做妇女及儿童的保护发展工作。第一次工作，是要跟一位殴打妻子的丈夫“谈谈”。“怎么谈？”“随便你。”

　　董欣梅想了很久，电话给“他”：能和你谈谈吗？对方回答：你来我办公室吧。

　　一见面，董发现“他”并不像个打人恶魔。她小心地挑选词句：我理解，你的婚姻出了问题，打人肯定也不是你的本意，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番话让对方有些意外。后来，“他”说，没有想到，一个为妇女权益做事的女孩子，一见“虐待者”的面，第一句话便是，“我理解……”

　　“这个案子做得很成功。”8年之后，已经学成归国的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教师董欣梅仍然记得这个例子。

　　在西双版纳，董每天打交道的，多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底层、最弱小的人们，特别是女性和孩子。她和同伴们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这些相对弱势群体，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困扰，比如艾滋病、被拐卖等等。

　　“我很感谢这些经历，它们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立体的了解。”

　　天黑了，董欣梅和几位做同性恋保护的NGO业者结束一周一次的读书会，到昆明新开的一间酒吧放松一下。这个读书会是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组织的一项定期活动，目的是让中心的研究生们和一些社工深入交流，以期“在思想上擦出火花” 。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拍摄)

　　他们怎样选拔？

　　北京西直门，国际教育协会(简称IIE)北京代表处。IFP中国学员的审核招生工作，是由他们承担的。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工作人员们最忙碌的时间。今年新录取的30名学员的集中培训已经完成，新人的名单刚被上传到IFP的官方网页(www.china-ifp.org)。项目官员们正忙着帮助这些入选者申请学校。

　　“我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IIE北京代表处的人说。

　　和大多数奖学金的招收程序不同，IFP项目不需要单位推荐，坚持让应聘者自己申报，由来自第三方的专家独立评审，“我们这样做，就是要从下往上选人，让更多缺乏机会的优秀人士获得这个机会。”IIE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Keith Clemenger说。

　　从递交申请到最终入选，至少要通过两道关口：

　　第一道是一组10名左右专家学者审核，每人轮流打分，根据10人打分情况，确定谁能进入面试程序。

　　第二道是面试阶段，由另外一组专家组成。专家们被分成每三人一组，考核面试者。能否入选，也是由集体的分数决定。

　　“这样做，是要保证录取的公平和独立。”IIE北京代表处介绍说。

　　根据纽约IIE总部的要求，专家组成员每隔两三届就要换一次，最长不能连续超过三届。“这样也是为了保证公平——5年了，我们没收到过一张条子。”IIE项目官员说。

　　真正的挑战来自报名者本身。迄今，除2004年的44位入选者没有变化外，历年都有入选者的名字被拿掉。最多的是在2005年，共有8名入选者被取消资格。

　　“除个人原因，比如家庭、单位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外，有很多是诚信上出了问题。”杨冬松说。

　　2005年被取消的名字中，有人被发现使用了伪造的文凭。还有一人，自称是某地某乡党委副书记。审核人员发现，他的身份证是假的，打电话到他“任职”的那个乡，结果查无此人。

　　“作假一旦发现，肯定要坚决拿掉，哪怕他已经被送到国外读书。”

　　单从资料阅读和30分钟的面试，就要判断出一个人的完整概况，确实很难。为尽量减少对人的误判，评审专家和IIE办公室职员总是要小心翼翼地从各个方面观察面试者。“我们选的，不是成绩最好的人，”IIE北京代表处官员说，“而是心好的人。”

　　7月，成都蓝天宾馆二楼，06年的IFP面试正在这里进行。刚结束面试的专家交流着对各自面试对象的评价。一位评审专家建议，可以把那位长年呆在西藏，做当地文化研究的汉族女子列入考虑对象。“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激情，这在现在的年轻人中，不多见了。”

　　这是一个充满理想化色彩的项目，IIE一位项目顾问说，“这也是我们觉得这工作特别有意思的原因。”

　　在古城丽江，2004届IFP学员、从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的张丽伟刚刚回到他的岗位——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白族公务员一上午都在处理手中的各种急件。在这个被称为“丽江外交部”的机构，张丽伟经常随同市里的官员出现在各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场合。

　　“丽江现在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外办肯定也会越来越忙。”擅于与各种人交往的张丽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2004届IFP学员培训会上，他的一句自我介绍——“我是长得最黑的白族人”，立即让同届学员记住了他的面孔。

　　5年过去，和张丽伟一样毕业回到中国的IFP学员已有70余位，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回到原单位。没有正当理由，到期应返而滞留国外不归者，不到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