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专访：拒绝“投入崇拜”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8日08:23 新民周刊

　　拒绝“投入崇拜”

　　贾樟柯专访

　　对于贾樟柯来说，赢了“金狮”，却赢不了中国观众。艺术电影没有市场，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无奈的现实。

　　撰稿／钱亦蕉(记者) 苏婧

　　“贾家班”

　　《新民周刊》：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偏爱的演员，这次《三峡好人》再次选用了赵涛和王宏伟，这两人原先都不是职业演员，你为什么喜欢用他们？

　　贾樟柯：王宏伟是我以前的同学，他学电影理论，我从拍第一个短片的时候就开始和他合作。我们那时候上表演课，我、王宏伟，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三个人是被认为最不会表演的，老师老训我们，但是王宏伟这人特别生动，有自己的节奏，因为是学文学的吧，所以他对电影所要传达的感情相当敏感。我拍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的时候，觉得他无论形象还是能力都适合，他戴一副眼镜，其貌不扬，走在人群里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一样，他有一种非常大众性的魅力。我们在拍摄时有很好的互动，能给对方新鲜的经验和灵感，拍好以后大家都觉得他演得特别好，就一直合作了好几部片子。到了《站台》，涉及到女演员的问题，要演尹瑞娟，需要女演员又会跳舞又会说山西话，还要会演戏，这个条件挺难的，我到处找找不到，只好放宽界限，只要会跳舞就可以了，反正山西、陕西、内蒙语言都比较接近。后来找到赵涛供职的太原师范学院，那时她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大学当老师，见后觉得她特别能胜任这个角色。她是很本色的表演，那个角色外形和气质跟她本人很像我觉得她还是很有塑造人物的能力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俩都逐渐变成了我的职业演员，赵涛今年辞掉了工作，专门投身做演员，这些年发现这两个演员不容易，大家非常合拍。

　　《新民周刊》：很多导演都有自己的班底，除了演员之外，比如固定的摄影师、录音师、美术师等等。

　　贾樟柯：我也有。这或许是国际上更通行的一个方法，电影是一个群体工作，不光导演一个人，很多部门要落实导演的想法，只有志同道合、美学观念一样的一群人碰到一起后才容易加分，把大家的才华集中起来，而不是抵消、消磨。从拍短片开始我就一直在找自己的团队，到了《小武》班底就稳定了。

　　《新民周刊》：现代电影工业，制片人和导演的合作越来越重要，比如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张艺谋与张伟平，你的投资人也是稳定的吗？

　　贾樟柯：我的投资方主要有两家，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北野武，他从《小武》、《站台》开始就为我的影片投资了，另外一个是上影集团，我们从《世界》开始合作，《三峡好人》也是由他们投资的。

　　依靠海外市场

　　《新民周刊》：《世界》在国内的票房成绩不佳，那么这次的《三峡好人》投资600万，靠内地票房能收回成本吗？

　　贾樟柯：我觉得困难，对内地的票房不敢抱很大的期望。需要1800万的票房才能收回，按现在艺术电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是靠国外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卖了40个国家，如果按票房来算，全世界有1.2亿的票房。我想这应该是今年华语电影里面回报率最高的影片。

　　《新民周刊》：威尼斯得奖对海外市场影响大吗？

　　贾樟柯：得奖当然对销售有很大帮助。

　　《新民周刊》：为了得奖会迎合西方评委的口味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你的艺术电影以及第五代一些导演的商业大片，都是在靠国外市场收回成本，那么是否必然会因此投西方观众所好？

　　贾樟柯：依靠海外市场很正常，现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影片都不能靠本土的票房来回收投资，不单华语电影是这样，好莱坞电影如果只靠美国市场也是回收不了成本的。按行业的规矩来说，商业电影应该是有一半在本土销售，另一半靠海外的收回。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在迎合西方，怎么拍出导演的本土性，怎么提供给观众一种新的电影方法，才是我们的卖点，如果迎合反而会失去卖点。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主要拍的是一个男女情感故事，为什么会把三峡作为背景？

　　贾樟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三峡，也没想过要去那里旅游，三峡是闯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我的好朋友画家刘晓东，画了《三峡大移民》，去年他又想去，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他要去奉节画11个拆迁工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一直想拍他的纪录片，就跟着他去了。这部电影等于是计划外怀孕。我拍了十几天的《东》，被眼前三峡迁移的景象所触动，突然想拍故事片，只用三天的时间就写完剧本，赵涛他们到了现场后都不知道我要拍什么，我只是打电话说你们赶紧过来，有电影要拍。投入拍摄很快，但是之后费了很多精力，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去了12次，演员去了不少于5次，我们拍了6次，都是断断续续地拍，拍一段就回去休息。因为有个变化的过程，要跟着拆迁的过程去拍。我们最后一次拍是今年五一，有一场很重要的戏，是赵涛扮演的角色和她的丈夫分手，剧本里写的是在大坝前面，但之前大坝还没有开放，不能拍摄，等到5月份大坝开始迎接游客，我们就拍了最后一个镜头。城市空间变化的速度很快，一般一个多星期一栋楼就拆掉了，我觉得拍摄在跟拆迁赛跑。

　　《新民周刊》：《三峡好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贾樟柯：变迁是背景，最主要的主题是讲人选择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离婚的故事、一个是复婚的故事，他们通过自己感情上的选择，给个人生活一种自由和尊严，这是讲中国人的主动性和中国人的行动能力，这跟我以前所有电影里人物是被动的、随波逐流的状态有很大区别。

　　《新民周刊》：现在有种说法：中国缺少好的编剧，很多导演都自编自导，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觉得自己编比请编剧更好吗？

　　贾樟柯：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写剧本，这和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上学主要研究法国“新浪潮”，讲“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很大的特性就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这样可以完整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的电影训练。再有跟我们刚出学校时拍电影什么资源都没有有关，最初拍短片的时候不可能有钱去请编剧，这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但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演应该可以有一个好的方法和编剧合作，比如基耶洛夫斯基就一直有自己的搭档编剧。我的下一部影片《刺青时代》，将与毕飞宇合作。

　　中间的电影

　　《新民周刊》：如果你有机会拍投资一两亿的大片，你会拍吗？也会拍古装武侠吗？

　　贾樟柯：其实我在2000年就已经有这个机会了，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要拍的题材都不需要这么多资本。我不接受命题作文。我有一个原则，国际制片都了解的，那就是我要拍什么，我拿出剧本，问投资人要不要投，而不是他们要求拍什么。我暂时对古装武侠类还不感兴趣。

　　《新民周刊》：今年有一部《疯狂的石头》以小搏大，在国内取得很不错的票房成绩，你对低成本电影怎么看？

　　贾樟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高投入的神话。高投入实际上是投入崇拜，以此形成非常主导的电影观念，太单一了。《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小片子取得好成绩，会让人们重新思考，甚嚣尘上的大片可能会受到质疑。对于成本，我们现在变成一种极端，要么大成本，要么小成本，小成本的概念是什么呢？以前谈到低成本，就是所谓的“小马拉大车”，比如我1999年拍《站台》，那时候500万，但是要拍十年的历史，有那么多人出场，真的是小成本，利用了我们的年轻，可以超负荷地工作。反而我的第一个电影《小武》就不是小成本，虽然只有30万，但是够用，那个钱很舒服地就拍完了。我们现在考察影片，要么是商业大片，要么是艺术小片，难道就没有第三种中间的电影吗？我觉得占主导的应该是中间的电影，就是美国B级片的概念，它是符合国情的。动辄几个亿，按照国民的收入水平来说，我觉得比任何一个好莱坞电影都要铺张。

　　《新民周刊》：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你会考虑拍摄既有艺术价值又有商业价值的片子吗？听说《刺青时代》会请周杰伦这样的明星来拍，这好像是你第一次与明星合作，会是一种改变吗？

　　贾樟柯：有过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周杰伦的档期正好是拍《灌篮》。《刺青时代》跟前面剧本的感觉很不一样，非常有戏剧性，以前我都是反戏剧的，这次是另一种尝试，是有明星参与的“作者电影”。你看侯孝贤，他的电影都是大明星在演，但是他的电影还是“作者电影”。我想我会吸纳更多工业的元素进来，适合的题材不排斥跟明星合作，做电影应该非常开放，有多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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