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大自述

　　-整理 潘晓凌 何三畏

　　选择离开法院的背景是，李登辉将党政军三权都抓在手上，且挑起族群的对抗，一步步搞台独。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国家有难，李登辉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得了，现在我们需要从政。

　　这是我进入政坛的一个机缘。这话我当时不敢说，听起来会觉得很假，很多人当时并未意识到李登辉的台独企图。

　　李登辉想修改检察官的羁押权，我甚至还打了一架。之前，法官和检察官都有这个权利。但他想把羁押权集中在23个检察长手上，这些检察长都由“法务部长”任命，“法务部长”经“检察总长”任命，“检察总长”是由总统任命的。所以最终羁押权收归到总统，即李登辉手上。

　　当时念到这条，我立即站起来反对，有人说你这样阻挡是没有用的，要坐到主席台上。我就坐上去了，新党的同事告诉我，李登辉一伙决定这项法律必须要通过，不然就是把谢启大架出去也得通过。我马上对新党同事说，你们要保护我，务必要阻挡。后来，那伙人真的派人来，把我压在主席台上，抬起椅子把我架出去，我开始反击，打那些人，我的同事也上来帮忙打，双方厮打成一片。

　　与李登辉太太的官司(在“私运美金案”中，李登辉太太曾文惠诉谢启大诽谤)，判决里面非常多地扭曲事实。我现在感谢曾文慧，她告了我，我转到大陆居住，买了房，成了有产者。

　　大陆还没有准我们考律师执照，但我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仲裁人，仲裁人里有8个台湾人，我是其中一个。我不开律师事务所，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来找我，只要谢启大的名字一挂，很多台商都会去找他们，他们就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分我一点红。

　　但是我不干，案子如果不是我亲自督办的，我不接，因为我要对我每个当事人负责。我今天有这个名声，是做每一个案子累积出来的，我怎么会轻易卖出去？

　　我来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台湾已经没有意思了，我的同事、下属都是我的学弟学妹，共事还是辩论，都是熟人，那有什么意思？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活得很理想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