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现实比想象中更难预测

　　中国现实是最难描摹的矛盾体，它最新鲜丰盛又最多沉疴痼疾。有识之士与口舌之徒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利益集团与公众的博弈永无休止。任何预言都显得苍白，中国注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互动。你既要忍耐它，又要相信它。

　　文/孙琳琳

　　对中国前景的预测，近十年来成为全球热点之一，无法规避。也许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如果世界正在趋同，中国就必须主导这个变化。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轻谈崛起是一种草率；可在中国人坚持里，似乎又不乏崛起的雄心。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情报告称：2020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基尼系数已濒临警戒线，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的前进从不缺乏动力，但世界局势与中国国情中还有太多的难解矛盾和未知数。消失的地界和国界，反而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了。

　　盛世在哪里？

　　中国崛起的难点

　　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华盛顿共识”中提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这个经济理论一度被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作为治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

　　15年之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北京共识”的精神内核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雷默看来，这是更适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应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指南。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大国崛起》中说：“过去500年世界诞生了两种强国模式，一种是英国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中国现在的模式跟它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对此，《大国崛起》总制片人和总编导任学安的回应是：“国外学者给予的尊重，让我们很感动。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学会自豪。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

　　多数西方学者更圆滑了，谁还会像布朗那么冲动，因为一篇《谁来养活中国》与中国学者论战10年？他们更愿意表达好感和贴近，并试图进一步赋予中国经验普世价值。这种态度一方面源自对中国形势分析所得的信心，另一方面则透射出对一个新兴庞大市场的讨好之意。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恰是一个最缺乏普世价值观的国度。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农业文明赋予中国人固守的本性，强大到称霸不是中国人的性格，但强大到实行自决却是题中应有之意。

　　越是在国际关系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独特的国民性和思维方式越容易引起发达国家的猜忌。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代总编辑平可夫认为：“中国因为崛起而出现的‘光荣孤立’现象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美国、印度、日本在崛起中所遭遇的难度。”

　　因此在探索新的发展范式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站队问题。到底要不要进入大国俱乐部，或者以何种方式进入大国俱乐部，都还是未知数。

　　早在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曾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而1994年，中国又推开了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抛出的橄榄枝。“那是富国俱乐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心想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逃离“霍布斯式”现实主义哲学。在某些中国学者看来，西方国家希望崛起的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国家的说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足为训。中国的外交哲学应是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

　　去年11月的中非论坛是中国构建新秩序的试水之作。中国亚非学理事赵昌会说：“中非合作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模式：一国对一洲，并试图实现跨洲、跨文明的自愿融合。”

　　虽然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的姆贝基表示：“中国并非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但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非洲国家却不可能与欧美完全摆脱干系。即使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中国也无必要卷入美欧在非洲的石油战。

　　而事实上，中国单方面与非洲交往仅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一小步。《尚书·尧典》里形容太平盛世的状态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把“万邦”之中的发达国家排除在外，并不利于改善战略安全环境。

　　中国崛起，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强势。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一旦打喷嚏，很多经济体就要感冒。也许，中国的政策公关的最优结果是，自己不感冒，“万邦”身体健康。

　　被质疑的中国知识精英

　　中国知识精英历来不讨人喜欢。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最近做了一回靶心。他在《盛世中的牛市》一文中说：“中国处于5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篇文章刺痛了公众的眼睛：论坛一位网友反驳道：“谢教授的论据不具备绝对说服力，是不是盛世，也许应该留待后世评说。”

　　这还只是讨论中较为温和的一种说法。面对公众的激烈质疑，谢百三又给出补充，提到中国现存的急待解决的矛盾，但他仍坚称，这些问题与矛盾是前进中的事。

　　不管谢教授如何乐观，都感染不了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场讨论中，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基本上保持沉默。

　　抛开一切政治经济因素不谈，仅从知识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没有大师、没有文艺复兴的迹象、也没有盛世百科全书式的立言立德。

　　2006年12月，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认为：“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这一说法又激起了强烈的反对。虽然人们希望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但它远非通过一场工程或者运动就能轻松实现。熊培云的看法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条件还不成熟，当代中国仍“在浮躁中前进”。

　　理论上说，对中国经验的整理应该产出极好的知识结果，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的作为与盛世相距甚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地方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的受体。他们的知识、思想、行为还远没有获得协从罗致的力量，如何打动人心？

　　也许诺贝尔奖真的算不了什么，但总也拿不到诺贝尔奖的知识精英，敢说自己已经站在了世界知识的前沿了吗？

　　另一个例子是，当预言地产成为时髦，王志纲开始贩卖“泛地产理论”，炮制了75%常规

开发商将被淘汰的预言；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则称，几年内将有80%的开发商关门。对他们来说，作预言似乎完全不需要负责任。

　　如此，知识精英面对公众的不信任和解构便不足为奇。

　　连岳、五岳散人等媒体知识分子成为质疑知识精英的生力军。作为还没有进入专家领域的意见领袖，他们最擅长以公众评论的手段指出精英逻辑的荒唐之处。

　　中国人再也不买精英的账。Google请来精英李开复扛大旗，没得到好处，却让地下黑客、技术民工、大学愤青、累死累活的IT打工仔躲得远远的。

　　知识精英内部也并非同行同心。

　　200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公开质问中国社科院：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矛头直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指其与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这类事件至少还跟学问沾边。如果因为嫖娼、性交易、帮6位“妻子”出国的负面消息而玷污了人品，某些知识精英真是没有脸面再谈学术、谈理想、谈中国文艺复兴。

　　一肚子中国经验，不知从何落笔。

　　超出人类经验的中国方式

　　托马斯·弗里德曼口中的中国模式也许并不存在。中国只是既不采用英国模式、也不采用美国模式，它只是按中国特色的牌理出牌。

　　无论“现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和日本管理学宗师大前研一的预言好或者不好，其实都是看不懂。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人类经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

　　过去的案例和既定的理论框架都不能把偌大的中国框在里面。大多数西方学者仅能指出中国所潜在的问题，而无法准确估计出它所产生的势能或提出解决方案。既然如此，任何看好或看坏的学者则都不是预言家，至多是优秀的事前“诸葛亮”。

　　2006年，以“和谐理论”为主导的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展态势良好。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预言：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速，中国很可能在2035年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

　　而席卷中国的投资热潮则使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斯蒂格里茨相信：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很快就会消失。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并不可避免地由公众、并给公众带来困扰。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说：“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严峻，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不论政府如何高效率、国民如何高素质，如果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完善，则盛世也不是公众的盛世。更何况在大多数事务上，公众并没有参与政府行为的意愿或通道。

　　中国人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定式，重大事务需要政府加强管理，或者干脆由政府亲历亲为。政府确实也在这样做。两年来，中央和地方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无数政策，下发了无数文件。但是

房价并没有因此就降下来，反而加速上涨。

　　一个老师对自己刚刚毕业工作的研究生说：“没想到你们都活得这么惨了，房价还在涨。”

　　谁也不能预言中国房价什么时候降下来。2005年5月，房地产商王石曾判断“房价将逐步回归理性”，可是一年多了，房价涨得越来越疯狂。

　　2006年年底，国际油价持续走低，有车一族伸长了脖子，国内油价却同涨不同跌；在北京，80%的人反对也不能阻挡出租车涨价的脚步，听证会不听取民意，享有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一路强势。

　　如果国强而民不富、如果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如果公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则盛世是谁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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