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安全利益

　　二、安全与安全利益

　　对于安全与安全利益的界定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各种中层的理论也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维度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谁的安全”和“什么安全”。

　　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指的是国家的安全。什么安全？指的是领土的安全。这种安全观念与现实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有关。我们知道，在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版图或占有领土，这种战争目的一直延续到二战。现实主义兴起于国联失败之后，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变得更加强盛。所以现实主义认为，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权力的均势状态的话，相对的安全就有可能。这种均势安全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和含义。

　　在自由主义那里，安全的主体扩展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有一次我到韩国去参加一次会议。韩国和日本的朋友就向我抱怨了，说中国的沙尘暴给日本和韩国的生活环境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对于安全，国际社会非常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human security”，有人翻译成“人的安全”，也有人翻译成“人类的安全”。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这说明，作为个体人的安全、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越来越受重视。就个人安全来说，我所经历的最不安全的时刻就是发生在2003年的北京，在SARS肆虐的时候，人人恐慌，国家的安全又怎么保证呢？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恢复人们的安全。至于“什么安全”的问题，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包括领土安全和非领土安全。领土安全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世界上的领土安全问题只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地区，非领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建构主义同样认为，安全的主体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但在回答“什么安全”的问题上，则认为除了自由主义说的领土安全和非领土安全外，还涉及物质性安全和非物质性安全。非物质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比如人们是否感到自己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等等，但在有时候却难以估量和计算。

　　总而言之，在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演变。这种演变主要发生在两个方向上。第一个是自由主义演变，也就是横向的扩展，由传统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政治与军事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环境、信息、

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第二个是建构主义的演变，它更多地属于纵向上的扩展，安全由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扩展到个人、组织、社会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多棱角的立体型的安全概念。安全观念的演变让人看到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很难只用一种单一的理论，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来描述。如果把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看作是一个核心点或是一个很窄的面的话，现在的安全概念则可以被视为一个球状的立体。但是一旦我们将安全观做成了一个球状的立体，就很难在某一点上找到核心。我个人反对将它做成球状，因为我认为还有核心在。但这个核心确实在扩大，在向球状发展。而在后现代的很多思想家看来，安全就是一个球，没有核心。

　　三、安全合作

　　安全合作问题也可以从这几个理论着手进行阐释。它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安全合作有没有可能，国家之间如何就安全进行合作。

　　现实主义对安全合作问题的认识，我将它简单地总结为三条：

　　1、安全利益的冲突性。安全利益在现实主义看来，本质上就是冲突的。在一个丛林中有老虎的安全就没有羚羊的安全。这样就可以得出第二条，即：

　　2、安全合作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实主义并没有否认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安全合作是必须有条件的。如果国际社会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那么大家也就不得不听话了。出现了美国，大家也就只好在安全上合作，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罚。美国就成为了一个变相的利维坦。有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争论，认为如果美国的霸权没了，国际上的安全合作就会面临着全面的崩溃，这个世界就要乱了。这种变相的利维坦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什么机制能够保证国家在安全上进行合作？

　　3、安全合作的机制一是均势，二是霸权。均势使得国家之间为体系稳定和自身安全不断变换结盟亦即安全合作的对象，霸权强制国家进行霸权下安全合作，总之是在力量的强制和干预下进行合作。

　　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解释也可以总结成三条：

　　1、安全利益的可协调性。如果说现实主义继承了霍布斯的传统，将自然状态看成是丛林，那么自由主义就继承了洛克的传统，将自然状态看成是桃花源，其间，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完全能够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因为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安全利益是可协调的。

　　2、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既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和可协调的，合作就是安全的重要手段，就是实现共同安全利益的最佳选择。

　　3、安全合作的机制是国际制度、规范和国际价值观。在无政府状态下，制度、规范等可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防止搭便车和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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