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2006年中国外资政策争议：大国的踌躇

　　洪世宏(上海)

　　大国的痛苦往往在于难以恰当地把握自己与身外的边界。门罗主义在历史上被看作年轻的美国第一次向世界宣称自己势力范围的力举，而在当时不过是门罗总统斟酌权衡应付具体危机的小心之策。所谓门罗“主义”或“宣言”都是后人的附会，当时只是总统致国会的谘文。大国的内外边界意识并不限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疆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不乏疆域气魄，但是昭然于后人的，恰是背离海洋文明的一种观念狭隘。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

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 “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

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

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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