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2006年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安全的时候拿安全说事，还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这再一次显示安全与安全感是两回事。过去，我们不曾在政策层面反对中华老字号或驰名商标企业与外商合资；今天，却要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另设障碍。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但心理上却不难理解。今非昔比。今天我们背后的实力，给了我们在自己与外人间重新划定界限的从容。实际上或许无关重要，但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落别人手，这个感觉就足够重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得似乎可以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的重担。

　　我们曾经因为完全闭关锁国而走到了穷则思变、不开放就要面临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而在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成就卓著的当前阶段，却开始了老和尚对要下山的小和尚的念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为什么念叨的不是：为了真正的长治久安，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或许，这样的认识在政府的部门之间和日益分化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之间已经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共识？或许，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与自身之外的界线，重新给安全感定调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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