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台湾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二、后冷战时期台湾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1、“大三角”解构使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价值提升

　　“大三角架构”的解体使苏联对美国的拉力丧失，中国对美国的潜在威胁加强，美国为增加制约中国的筹码就更加支持台湾，为平衡大陆统的力量增强，美国也倾向于更容忍台湾向独的方向发展。一系列与外交有关的事件(李登辉访美、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废统……)发生。

　　2、非传统安全压力之下的和平主义抬头

　　当今世界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形下，又不得不迎接作为全球化后果之一的非传统安全。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种族冲突、非法移居、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已经模糊了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乃至社会安全问题的传统界限，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空间距离已不再是安全的屏障或彼此隔阂、自保平安的藩篱，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单纯军事手段已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和跨国界的安全问题，[2]多边主义、综合安全、合作安全逐渐成为国际流行的理念。

　　在这些新理念的培植下，国际和平主义日益抬头，其基本主张一是主张国家间的互动应以谈判代替对抗，尤其是强调国与国之间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重要性，谈判-和解-合作被认为是争端国家间建立良性互动的理想模式；二是重视国际组织的功能发挥，强调联合国应该充分发挥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合作的功能，在解决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和平主义对中国而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与中国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的国际关系的主张相辅相成，换言之在国际领域，中国与国际和平主义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

　　然而另一方面，在两岸关系领域，国际和平主义又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发生微妙的负面影响：(1)台湾当局借合作安全的提出，打着和平主义的幌子，提出合作安全要重视中小型国家的重要性，甚至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s)在促进国际安全上的作用，[3]基本用意是想借“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理念拓展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力图以参与东亚集体安全合作凸显台湾“主权”，借国际支撑抗衡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2)国际社会某些势力出于有意或无意，无限夸大和平主义的适用范围，他们不仅反对国家间的武力解决争端，也反对一国在主权范围内为反分裂而使用武力，甚至有人无视台湾问题的内政性质和台湾非国家实体的地位，提出《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关于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威胁原则也适用于台湾的情况。[4]

　　台湾问题是中国发展壮大的最大掣肘，不管是以武力还是非武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统一都将造就一个更加庞大更有实力的中国，不仅会改变当前各国在两岸“同时获利”的状态，使对华利益充满未知与风险，而且更会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状况，使一些国家更担心所谓“中国威胁”。基于以上考虑，不管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明示或暗示，其基本主张可简单概括为“维持现状”与“和平解决”。对国际社会而言，台海两岸“维持现状”，至少可保住目前能在两岸“同时获利”的既有利益格局。也有某些国家认为，如果台海现状得以长期维持，很有可能培育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观念和既成事实，这个对中国最不利的结果对其他国家的意义可能是相反的。

　　“避免用武”或“和平解决”则是国际社会着眼于长期利益和未来结局为台湾问题开出的药方，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重点不在“解决”，而在于“和平”，即强调中国只有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其结果才有可能被国际承认。其背后的战略考虑是，(1)使用武力将危及地区和平，因为某些国家有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如日本及东盟)，军事行动很难局部化。(2)使用武力与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间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潮流不符，作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有义务做国际道义的典范。(3)要求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实质上可以延缓中国统一的进程，对两个已对抗半个多世纪的对手来说，政治谈判必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程，各国还可以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得到好处。

　　中国政府不会在是否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立场上有任何退让，但国际和平主义极端化蔓延增加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应对挑战的难度。

　　3、传统国家主权观遭到挑战。

　　传统的主权理论认为，主权不可分割，也不可让渡，这一理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发展至今，国际主权现象已十分复杂，欧盟已经拥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许多超国家主权的机构和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类似欧盟成员国所进行的“主权让渡”现象在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多地出现。[6] 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越来越多地超越国家主权，这其实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以各式各样的新主权观为依据，在人道危机、军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输出和控制、缉私查毒……等诸多问题上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国际和跨国干预。

　　籍此趋势，美国带着无可否认的政治目的，刻意将台湾问题引入主权理论的争论中，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指责中国政府对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过时，主张台湾应有自决权。

　　台湾当局迅速呼应，提出“主权阶段性分割”，“分裂中国家”、“特殊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之类的理论来为其分裂行为辩护。1991年8月，李登辉在两次讲话提到，“国际新秩序关键所在”是“主权观”，并且“应该从人权为基点来探讨国家主权问题”，“尊重各地区人权的问题，包括主权的再解释，以及政治的自主，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要件”。[7]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大陆无法拒绝的发展经济需要的趋势下，台湾得以加入APEC、WTO这样的政府间区域性组织或全球性国际组织，得到了合法地与这些组织成员国政府即台湾的“无邦交”国进行官方直接接触的机会和场所。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国家”的形态运作，其“主权”外观已经使某些国际势力感觉到它似乎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大框架不会改变，台湾当局企图重新建枸主权理论以获得“独立”合法性的企图也难以得逞。但是，国际社会倾向于对主权的不可分割做越来越弹性的解释，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诉求可能被某些外国势力弱化，歪曲甚至否定，从而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4，经济因素在各国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因素在各国外交决策中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并日益同安全、政治、军事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力，经济议题在外交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

　　上述趋势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也是两面性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上涨迅速，中国的“大市场”对全世界都充满吸引力，很多国家在原有的政治考量之外，又增加了经济上的考量，而中国也更有经济实力来支持它对国际社会的要价，这就使各国更愿意坚持它们对中国政府做出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承诺，或者说各国更不愿意为了台湾而得罪中国。

　　但另一方面，台湾在利益规模与经济机会上虽然无法与大陆比拟，但台湾的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两千亿美元(2000年达2880亿美元)，GDP平均年增长率8%(近年有所下降)，其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三(2003年已达到1966亿美元)，年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两千亿美元(2002年达2432亿美元)，在世界贸易额的排名一直稳居前十五名之列。2004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台湾整体竞争力排名由去年的第17名进步至第12名。台湾的经济成就使许多国家希望在得到中国认可或至少不过度刺激中国的前提下，与台湾发展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些国家纷纷制定和实践以经济为主导的对台政策，从而极大地激活了世界各地与台湾的互动关系。

　　总体而言，发展对台经济关系是国际社会“与台湾交往”的核心内容，各国看重的是经济关系所附带的诸多好处，诸如，得到台湾的经援或贷款而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由经济安全确保区域性战略安全、借台湾市场作为中介闯入中国市场、以及正常的经济交往所产生的互利互惠等等。

　　5，各国对台策略以“政经分离”为基调，但“民间经贸关系”的限制正渐渐被突破

　　“政经分离”是世界各国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无法放弃对台经贸利益的双重前提下所作的策略选择。在“政经分离”原则的支配下，各国一方面对台侧重经贸投资、学术与技术交流，追求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避免与台湾建立政治层面的联系，并为此对中国政府做出外交承诺。

　　但也有某些国家，在发展对台经贸关系上，以经济的手段掩盖政治与战略目的，以密切的经济交往积累实质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搞两面手法，期望对中国“打台湾牌”，争取在对华关系中占据战略主动地位。

　　台湾的“民主化”对一些国家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一些国际组织和某些国家的特定政党，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树立了一个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演变的样板，相应地国际社会对台湾参与和回馈国际社会的心愿应当给予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否则就是压抑台湾的“人权”。基于这种认识，1995年以来欧洲议会多次通过支持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支持欧盟与台湾加强关系的议案，一些国家的政党也邀请吕秀莲之类的人物以“民主斗士”的身份参与其集会、发表演讲乃至为其“授奖”，这就为台湾当局以“政党外交”为名“拓展国际空间”提供了机会、资源或舞台。

　　中国当然知道要想彻底封杀台湾同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是不可能的，从照顾台湾人民的福祉的角度讲也是不应该的。中国要求同它建交的国家将台湾仅当作地区性经济实体看待，希望各国与台湾的关系保持在非官方的纯粹经贸关系范围内。然而，在台湾日益卷入国际经济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各国对台湾的实际认同出现了一些与中国政府的设想不一致的渐变。从目前的实际趋势分析，国际社会正倾向于将台湾作为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实体，国际对台关系的纯经济性质正在被悄悄改变：

　　一方面，由传统的法律习惯驱策，一些国家给予台湾的法律地位高于台湾实际所处地位，使台湾得到了一定的事实承认。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事实上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认为台湾当局具有某种“国际法律人格”。日本虽然没有通过立法形式保障日台关系，但在一些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日本也认可了台湾作为一个领土实体的政治性。

　　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重大争论之一就是政府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虽然一部分学者以欧盟一体化发展为例证，认为经济主权将会超越政治主权，他们断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将逐渐淡化政府的角色。[16]但是，从实际情况分析，从现在到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任何跨越主权范围的经济交易，政府都将扮演把关的角色，［17］ 国际经济磨擦、世界或区域经济的整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等世界性事务都继续依赖于政府间的共识与合作。

　　当前，在“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下，虽然大量的国际涉台经贸关系表现为民间性质。但是，全球化使跨越主权范围的经济交易日趋频繁，随着台湾与外部世界互动关系的日益频繁和多样化，台湾对外民间经贸关系的“官方性”正日益加强。台湾当局更重视经济手段对于政治目标的作用，刻意模糊政经议题的界限，如多次企图派遣非经济高层官员参与APEC的部长级专业会议。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经贸活动如关税互免、贸易待遇、投资保障等又确需政府出面组织，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需要建立政府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况使得台湾当局有机会参与甚至主导对外经贸及其它社会活动，不少传统的台湾民间对外关系背后都包含有“政府”因素。如在2003年的华航购机案中，由于台湾当局通过政府基金的运作，掌握了华航70%的股权，使得华航从欧洲购买空中客车还是从美国购买波音飞机的商业选择充满着政治色彩，不得不服务于当局协调台欧关系与台美关系的对外策略。

　　因此，在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针对台湾的非官方或非政府的限制正悄悄被突破，政府色彩或官方色彩正在加重，台湾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或者作为一个拥有“民选政府”的经济实体正慢慢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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