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问题是相互理解

　　重要的问题是相互理解

　　我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强调应当把相互理解作为贯穿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始终的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除了上述右翼与保守势力制造的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如果不能消除或减少，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片面的夸大，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

　　通过战后数十年的交流实践可以看出，我们与大多数日本人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不是在承认还是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应当承认，和平主义倾向在日本仍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其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还不存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条件，我们可以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在这样的政治判断下思考中日关系的历史，我们会在不同层面看到更多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比如，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起了什么样的建设作用？而在田园诗般的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存在暗流？

　　又比如，中日两国人民是如何面对近代同样的民族解放任务？近代的民族主义这一双刃剑在两国是如何产生的？其间差异是如何产生并影响当代两国关系的？

　　再比如，日本民众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带来的战争被害？而中国民众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战争加害？两种认识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地方？等等。

　　上述问题虽然是中日两国共同经历的，但是位置不同，角度不同，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是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些问题不过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只要由学者们研讨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差异乃至误解，正是诸多政治性的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次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需要自由讨论的环境，需要充分介绍自己的认识，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务实的心态思考分歧产生的原因，争取求同存异，缩小认识的鸿沟。

　　从上述问题所涉及领域的宽度与深度上看，我们不可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双方的意见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两国学者尽量将有关问题的各方面历史资料汇集起来，通过去伪存真、分析研究，向社会提供一个可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当然，共同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罗列事实，因为有些问题的事实是相当清楚的，而如何评论和认识这些事实，需要学者们的理性、知识与智慧。通过共同研究达到学者间的相互理解，进而促进民间的相互理解。通过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对消除两国关系存在的障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共同研究的主要目的。

　　有人关注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表述，认为中

　　日本学术界一直流行一种所谓“无构造”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强调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例如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另外就是强调一些问题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偷袭珍珠湾事件等，往往追究其中的一些细微末节，或者在一些本来是无法完全复原的历史现象、历史过程或数量等问题上纠缠不休。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影响很深，而一旦陷入这一争论，往往忽略了对根本问题的判断。因此，把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是很重要的问题。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在中日关系冲破重重障碍，开始新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开始的，因此要求历史研究应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原则，发挥历史学的功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得更深、更远。历史学者需要关注社会大众的感情，但是又必须注意不能被偏狭的感情因素左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注意到日本方面的个别媒体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唱反调，或者故意挑起事端，企图将共同研究引入纠缠具体问题的歧途；或者指责中国学者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是学者的基本职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也是一样。但必须看到：中日友好也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两国历史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地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利益的需要，也是整个亚洲利益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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