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贪官王昭耀的荣耀与耻辱：谁给钱就办事

　　本报记者(吕明合)2006年11月29日下午2时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昭耀被允许做最后陈述。依赖他哽咽着的回忆，王昭耀贫寒的前半生才变得逐渐清晰。

　　62岁的王昭耀，1944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下有一弟一妹。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为了供王昭耀上学，家里卖掉了三间房屋，父亲被迫孤身闯关东。

　　1963年，王昭耀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工程系。从学校到颐和园，坐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但他选择跑步。

　　在庭上，王昭耀回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食堂有次发了一个粮食做的窝头，母亲舍不得吃，一直留着给在县城上学回家的他，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当时在场的《方圆法治》记者韦洪乾说，说到动情处，王几乎泣不成声。

　　由于曾多次到梁山采访，韦洪乾靠当地人帮助，成了惟一进入王昭耀父母家的记者。他说，王昭耀父母都已年近90 岁，现住县城一处就要拆除的两间平房中。家具很少，除了一个旧的布沙发，就只有一台大约21寸的彩电。

　　“他妹妹是普通农民，妹妹的两个孩子现在外地打工；弟弟王昭斌至今还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工人”。韦洪乾说，王昭耀的发迹几乎没有惠及家人，在家乡，他因此一直以“清官”闻名。

　　大学毕业后，王昭耀分配到宿县地区的砀山园艺场。与王昭耀曾一起在园艺场工作的砀山县西南门镇刘集村村民胡宜民在电话中回忆说，王昭耀1968年下放到园艺场后，喂猪、侍弄果树，什么活都干过。在众多一起分配的大学生中，踏实肯干，令人瞩目。

　　王昭耀步入政界，和他的专业有关。当时砀山县修护黄河，园艺场委派水利专业出身的他作为代表去工作。在工地上，他的专业特长显得异常突出。治黄结束后，王昭耀被直接调到了水利局，从此再没回过园艺场。

　　离开园艺场后的王昭耀仕途光明，一路扶摇直上。1976年，他任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1980年，任县农办副主任兼水利局局长，1981年任副县长，1984年调到砀山附近的宿县任县委书记。1985年，升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宿县地委书记。两年后，王昭耀调阜阳地区任地委书记。

　　“他做事很稳重，步子迈得不大。”前阜阳华阜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福说，王春福在1980年代开办乡镇企业，华阜公司一度入选阜阳十强企业，和阜阳历任官员颇多接触。他的家中，至今仍存有一幅王昭耀的题词。

　　王春福说，无论是与前任陈复东，还是与后来的王怀忠相比，阜阳时期的王昭耀都不突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相比王昭耀，后来从亳州调来的王怀忠，也“更有魄力，步子迈得大”。

　　相比之下，王昭耀在阜阳“才呆了4年、时间不长，也没办什么事”，老干部们几乎很难回忆起他在阜阳为政期间有什么故事。

　　惟一共同的印象是，相比王怀忠的粗鲁和霸气，王昭耀“看起来挺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碰上谁，都是乐呵呵，总是说‘有什么困难，找我’。”

　　一位曾一度成为王昭耀智囊团的官员回忆说，他在“三农”问题上，确实“很有见识和想法”，“认识深刻，很超前 ”。

　　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

　　“这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个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有想法。”这位官员感慨说。

　　阜南县赵集镇前镇长於俊华回忆，王昭耀当时负责联系临泉县，每次路过赵集镇和会龙乡时，总会下车看看。

　　“他没什么脾气。经常下村、钻大棚，热了，就脱了衣服拎着走。”於俊华说，赵集镇和会龙乡两地的农民后来以“ 大棚”致富，和王昭耀的重视扶持有一定关系，号称“天下第一椒”的会龙辣椒，“就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下乡的过程中，王昭耀认识了很多基层干部。多年后，於俊华到省里开会，电梯里碰到已任副省长的王昭耀，王昭耀仍能一口叫出她的名字。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

　　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

　　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

　　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

　　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

　　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这标志着王昭耀得到了肯定”。

　　一位曾一度成为王昭耀智囊团的官员回忆说，他在“三农”问题上，确实“很有见识和想法”，“认识深刻，很超前 ”。

　　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