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确算得上有魄力

　　“这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个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有想法。”这位官员感慨说。

　　阜南县赵集镇前镇长於俊华回忆，王昭耀当时负责联系临泉县，每次路过赵集镇和会龙乡时，总会下车看看。

　　“他没什么脾气。经常下村、钻大棚，热了，就脱了衣服拎着走。”於俊华说，赵集镇和会龙乡两地的农民后来以“ 大棚”致富，和王昭耀的重视扶持有一定关系，号称“天下第一椒”的会龙辣椒，“就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下乡的过程中，王昭耀认识了很多基层干部。多年后，於俊华到省里开会，电梯里碰到已任副省长的王昭耀，王昭耀仍能一口叫出她的名字。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

　　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

　　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

　　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

　　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

　　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这标志着王昭耀得到了肯定”。

　　由于低调处事，出事前王昭耀给人的印象一直不错。原阜阳地区阜阳市(县级市)的一位市府老干部说，王“待人不狂，不野蛮，相当平易近人。谁去都接待，乡镇党委书记都可以直接找他”。

　　老干部们说，王所谓的亲和力，正是他大规模贪腐的基础。“一个地委书记，一个镇长。按制度，隔了四个级别，根本不需要汇报工作。”事后证明，来找他的低级官员，大多是跑官买官的。

　　一名政法系统的干部举例说，后来落马的阜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王建明，当时只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办公室主任，“他都能直接给王昭耀送钱”。

　　与外界传闻中阜阳卖官始于王怀忠不同，“阜阳领导人卖官就从王昭耀开始。从王昭耀、王怀忠到肖作新，一直在卖。”

　　一名老干部分析说，阜阳卖官始于王昭耀，与上世纪80年代末后

　　王昭耀卖官，在当时的阜阳官场几近公开。“王昭耀精啊，好事都是自己站台前，坏事就逼着别人露面。那时候物价多低啊，从正科升到副处，没有3万，不可能。”

　　王昭耀是在1989年3月到的阜阳。刚调过来，干部们就听说王昭耀“喜欢玩干部，调来调去”。从阜阳走的时候，临走前他还安排了很多干部。“喜欢动上面打招呼，喜欢下面有钱有势，就苦了我们这些没背景的干部、不管什么学历能力，都当成了苦力。”

　　济南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王昭耀在离开阜阳后，卖官不减反增，更变本加厉。除指控810万余元财产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外，40页的起诉书，有关王昭耀涉嫌受贿的部分就占了近37页，占整个起诉书内容的90％以上。

　　起诉书指控，1990年至2005年的16年间，王昭耀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书记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704.2185万元，构成受贿罪。

　　“这704万元，80％是王昭耀自己主动交代的。”山东省检察院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说，王此举应是想获得轻判。王昭耀案先由中纪委调查，随后，中纪委将案件移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又指定山东省检察院管辖，山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抽调了13名检察官参与办案，在安徽连续驻扎了43天，经过3个多月，才将案件侦查终结。最终指定由济南市检察院负责起诉。

　　王昭耀受贿有几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长达16年。二是重复收受同一个人的贿赂，如第一个行贿人某县委书记陆某，从1990年起一直行贿至2000年，11次向王行贿7.9万元。第三，王受贿，自己几乎从不出面，钱都由其妻经手，再转告请托之事。

　　负责王昭耀案一审辩护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京生承认，王受贿，从1990年在阜阳任上到案发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多是过年过节的‘打基础’联络感情的行为”。

　　起诉书亦指控这个说法，16年内，王昭耀接受44人或单位行贿共计294次，共计704.2185万元。其中，有30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买官，行贿数额共计315.5185万元。这些行贿行为，有278次发生在每年的中秋、春节 “两节”，几乎占了95％。

　　已因受贿罪被判刑的涡阳县原副县长栗广龄的例子比较典型。1989年2月，王昭耀由宿县地委书记调任任阜阳地委书记，栗广龄时任王治下的涡阳县店集乡副乡长。两人相识于王一次下乡视察时。随后，栗就开始不断向王送钱。

　　起诉书说，1991年至2003年，13年中，栗24次在“两节”期间向王昭耀奉送“过节费”计32.5万元。王则投桃报李，随着他自己职务的步步高升，栗广龄先是升任乡长、镇长，最后当上了副县长。

　　阜阳市府一名副局长说，“而按他的级别，安排一个人，不要说一个电话、一个招呼，就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什么都不说，也能搞掂”。

　　王昭耀的特点是，“谁给钱，就办事”，拿了钱就千方百计帮你办，根本不看你人品和能力优劣。

　　一个例子是，太和法院刑庭庭长刘某，曾给王送了10万元，要求升任副院长。王妻因此亲自跑到阜阳，要求阜阳方面立即办理。但“烂泥扶不上墙，他素质太差，实在没有办法办理，才不了了之”。

　　“多行不义必自毙。常在河边走，必定会湿鞋。这样罔顾党纪国法，必定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当地一位干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