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里的王朝背影

　　　　郑和七次下西洋在迸发出最后一点火花之后，随后即被明王朝的闭关锁国所淹没

　　-本刊记者/郭涛涛

　　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7月22日，当太监王景弘率领没有郑和的船队抵达南京，历史便永远被定格了这一刻。这年4月，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浩荡的东方船队在西洋已然变成了遥远的传说。

　　与此同时的西方，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15世纪末，在西欧人的主导下，西方航海家们陆续发现了抵达美洲和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很快欧洲人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打开了美洲和亚洲市场，西方开始赶超东方。

　　让史学家感到奇怪，明朝既可以派出上万人的船队最远抵达非洲红海，却又开启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明朝的封建集权也达到了顶峰。此问做何解？或许唯有郑和下西洋，才可依稀看得出那个时代悄然转变的缩影。

　　三个朝代下西洋

　　《明史》中载，郑和“自幼有材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也因此博得了明成祖朱棣的信任。1402年朱棣在北京发动“靖难之役”而做了皇帝，年号永乐。永乐三年，郑和奉诏第一次出海。

　　郑和出海的船队，据《明史》记载，共有人员27800余人，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五虎门扬帆。此行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及旧港等国家，永乐五年九月二日，公元1407年10月2日还朝。

　　此后的六次航行，郑和船队沿着原来的航行路线继续向西扩展，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走访了30多个国家。郑和船队在给沿途各国带去明成祖朱棣的问候以及中国的瓷器、香料的同时，归来的船队上也载满了异域珍品和络绎不绝的使节。

　　公元1424年，崇尚儒学的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并开始了诸如废除宫刑、停止皇家采办珍宝、开放山泽以供民渔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派遣“宝船”下西洋因耗资巨大而被终止。朱高炽在位仅一年便因病去世，1425年，明宣德皇帝朱瞻基继承皇位。

　　宣德六年十二月，公元1432年1月，已经停航了10年的郑和船队进行了第七次远航。《明实录》记载，郑和再次的出行首先要公布明宣宗朱瞻基“祗嗣大统”的事情。此前郑和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已多与中国中断了往来。此后，中国的航海时代便结束了。

　　朝贡贸易

　　与郑和多达数百只，人员上万的船队相比，1492年哥伦布美洲航行的3艘三桅帆船显得单薄。然而，无论是哥伦布的美洲之行，或者是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和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路，却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这其中缘由便在于，郑和的远航旨在建立一种朝贡贸易制度，而哥伦布、达伽马却是在寻找商业市场。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不难发现，郑和远洋正是闭关锁国的典型特写，与宋、元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不同，封建集权的保守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明实录》记载，朝贡在于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四方各国从属于中国的理想，而中国的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即“君临万邦”。为了吸引外国使节团，早在朱元璋洪武年间，贸易即被当作诱饵，并规定官方与他们贸易要“厚往薄来”。

　　朱元璋为了实现这个制度，颁行了严格的“海禁令”，禁止中国人私自渡航到海外，也禁止外国朝贡使节团以外的任何船只到中国来。而中外贸易的形式，只能是由外邦使节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在明朝官员监督下公开进行。

　　明朝之前，中国皇帝在接受外邦使团朝贡同时，朝廷允许民间与这些使团进行自由贸易。然而，这一朝贡与贸易分开的做法，在明朝建国之初即演变为政府的垄断事业，而民间贸易的管道，也因为朝贡贸易制度而完全封死。

　　政府的亏本投资

　　为了建立朝贡贸易制度，从朱元璋到朱棣，明朝不断派遣使节团到海外。史料表明，在威迫海外国家与明朝建立朝贡贸易关系之外，明朝通过派遣出使海外船队，并许诺来中国朝贡时可进行贸易来实现。

　　然而，明太祖并没有将朝贡贸易制度发挥到极致。1394年以后，即朱元璋治下的洪武晚期，海外各国前来朝贡的活动大部分已经停止。据考证，这一时期朝贡的停止，在于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真正慷慨大方的“布施者”，明初财政并不足以支撑。

　　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固和生产的发展，明朝政府有了更多的资金。朝贡贸易制度的推行在明成祖朱棣时期达到了顶峰，此时才有郑和七下西洋浩浩荡荡的船队。由于朝贡贸易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对于维持了28年的郑和下西洋，它只能是亏本的买卖。

　　严格来讲，朝贡贸易制度并非是商业行为，它维持的目的在于维护明朝皇权的权威，没有盈利也意味着它并没有商业市场发展的驱动力，相反，它的兴旺发达取决于明王朝的慷慨幅度，即政府对海外贸易损失的补贴。

　　不过，郑和下西洋将洪武时期停滞的海外交流恢复了过来，它加强了中国和海外地区的交流和联系。而当明朝政府财政不足以支撑，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注定要结束。而壮举背后的朝贡贸易制度阴影却笼罩了中国数百年。

　　王朝的背影

　　1433年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1435年明朝第六个皇帝英宗朱祁连镇即位，此时明朝已经不再热衷于朝贡贸易的政治利益，反而更加关注其中的经济利益。由于朝贡贸易基点在于以政府补贴来吸引外国使团，明政府政策的转向导致朝贡不再具有吸引力。

　　朝贡贸易每况愈下的背景下，明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官方贸易为主，严禁民间贸易的态度。在民间，自明英宗之后，朝贡贸易的功能逐渐被走私贸易所取代，并在15世纪后期成为中外交易的主要管道，明朝此时也走向了衰落。

　　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倭寇的兴起，并非是简单的大和民族的劫掠。史料显示，倭寇的组织者多为中国人。这与明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衰落有着直接关系，朝贡贸易的难以维持导致海外通商受阻，民间自由贸易的禁止导致这种阻力被走私以及倭寇所消化。

　　而考察明朝国内的财政以及税收政策，这和其奉行的朝贡贸易的基本理念如出一辙。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将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加以规范，并保持政府对工商业发展的严格管制。自唐、宋以来，明朝的政治权力被空前集中化。

　　在这种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管制方式下，上层结构的政府重在稳重自足，没有动力追求经济多元化和服务性事业的发展；而下层结构中农村满足于自给自足，也没有动力追求外向型的商业发展。

　　可悲的是，1644年明朝亡国之后，清政府仍秉承了明朝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经济理念。直至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人才意识到，明王朝巨大集权背影的弥害之深，而中国毕竟已经大大落后了。

　　(本文参考了张彬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郑和下西洋》及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