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被放大的道德符号

　　他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本刊记者/张鹭

　　京剧名家马连良很喜欢演海瑞戏。

　　解放前，他就在传统名剧《五彩舆》里演过海瑞。1958年，他亲自重排了这个戏，更名为《大红袍》，讲的是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给严嵩拜寿，忤逆严世藩，被贬降职，出授淳安知县的故事。但在传统京剧里，关于海瑞的戏只有这一出，让马连良一直感到意犹未尽。

　　1959年，他看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表的文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便有了邀请吴晗为自己写戏的打算。不久，在一次民盟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吴晗。吴晗很爽快地应承下来，并很快交出了初稿《海瑞》。写的是海瑞54岁这年，任应天巡抚的7个月，除霸、退田而罢官的事迹。北京京剧团对剧本非常重视，请来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专家几次座谈，在七易其稿后，1960年，这个直接影响中国当代史进程的剧本以《海瑞罢官》的名字定稿。

　　一个偶然的机缘，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这位尘封在戏曲和史料中的明朝官员跨越400年时间，站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其在短期内受到的集中关注，一如400年前他上书嘉靖皇帝所引起的轰动。

　　千古一骂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52岁的海瑞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作为国家的

　　此时，嘉靖帝朱厚已经御宇45年。作为史上临朝最久的皇帝之一，他执政的前期与后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即位之初，十余岁的嘉靖显示出强硬的政治手腕。在“大礼议之争”中，他血溅左顺门，将反对他追封已故的父亲为皇帝的群臣或逮捕或待罪，仅此一举，就扭转了自己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群臣面前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又在朱元璋的洪武祖制基础上除旧布新。“嘉靖朝初期的田赋收入比前面的正德朝要多，在长三角地带也新增了不少城市。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向前发展，还出现了很多新兴行业”，明史学家王春瑜对《新世纪》周刊说。

　　由于父亲兴献王朱佑崇信道教，在即位后，从小耳濡目染的嘉靖把修道之风带进了宫廷。到了执政的中期，在经历了差点被宫女勒死的“壬寅之变”后，嘉靖移居西苑潜心修道，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留下“青词宰相”严嵩掌政。

　　与此同时，从正德朝就积累下的内忧外患开始集中爆发。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接连不断的天灾，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爆发“庚戌之乱”，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由于海防松弛，东南的倭寇也频繁进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

　　面对危局，时称“嘉靖三杨”的杨最、杨爵、杨名曾经冒死向嘉靖进谏，但最终或下狱或论死。上书弹劾严嵩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受廷仗之后下狱，“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磁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

　　海瑞显然清楚自己的进谏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还是在杨继盛死后向嘉靖发起了“自杀性袭击”。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他买好了自己的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向嘉靖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疏文中，海瑞批评嘉靖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情况下，仍然“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力劝他“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嘉靖看后大怒，命左右“趣执之，无使得遁”。侍奉一旁的宦官黄锦替他说情，嘉靖才觉察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虽然没被马上处死，海瑞最终还是下了狱。

　　儒臣海瑞

　　海瑞作为一名官阶仅六品的户部主事，之所以能够越职上书，与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遗制有关。朱元璋鼓励百姓告状，拿着他编制的《大诰》，百姓可以自由拦轿告状，甚至进京上访。这个规定在明朝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直到万历朝，身陷冤狱的学者傅山的一百多名学生，还能走路进京告御状。官员上书就更是如此。

　　海瑞所有的政治作为都是想要恢复洪武祖制。他曾向万历皇帝建议恢复洪武时的惩贪法律，即贪赃枉法所得满八十贯钱的处以绞刑，更严重的贪官要剥皮实草。在担任应天巡抚时，他勒令曾救过自己性命的恩人徐阶退出一半的田产，也是因为他清楚，“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

　　“行仁义，法先王”是每位儒臣的行为准则，其中行仁义还在法先王之前。作为一名标准的儒臣，海瑞秉持的道德操守远远高于他所处的时代，甚至达到不近情理的地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形容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

　　在担任应天巡抚期间，海瑞下令，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担任南京右都御史时，当他得知有一位御史“偶陈戏乐”，就搬出太祖的规定：文官及武士听戏唱曲，要处以割舌之刑，至少也要仗责。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首饰，食用甜食，也在禁止之列。

　　这种不近情理用来克己复礼时尤其为甚。海瑞懂事不久，粗识文字的母亲就教他读《孝经》、《尚书》、《中庸》，母亲不许他和别的小孩子一起玩游戏，“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他事母至孝，人到中年还与母亲同住一室。明人姚叔祥的《见只编》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海瑞发现5岁的女儿正在吃饼，而饼是仆人给的。海瑞怒斥道：“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儿当即“涕泣不饮啖”，绝食7日而亡。相比之下，“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这种程度的廉正自律不过是小意思。

　　“海瑞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道德楷模，靠的就是他身上的刚直之气，但这样的性格显然无法见容于官场，这使他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刘志琴说。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曾经推行一条鞭法，终以无力与当地的官僚集团抗争而失败。但后来万历年间同样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者张居正也没有用它。

　　刘志琴说，“骂皇帝，为官清廉，反贪墨，这些事迹不是海瑞独有的，其他儒臣也有更典型的例子，但海瑞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刚好赶上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嘉靖在把他投入监狱之后不久就驾崩了，继位者隆庆需要一位道德楷模来表示改革的决心。他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后人想象中的那么大，但他清廉刚正的道德形象在民间有很大影响。”

　　忠臣·佞臣

　　刘基

　　字伯温，浙江人。刘基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对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通晓天文地理，精于谋算。二十三岁中进士，做过元朝的七品官、六品官，但始终不受重用，终弃官归田，隐居南田山下。

　　后来，他被朱元璋请出山，成为朱元璋身边著名的谋士，为大明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重要的开国功臣。作为军中的重要谋士，刘基往往对于每一次重大的战役都会提出一些非常有效的妙计。刘基在朱元璋帝业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提出“先汉后周”的战略，即先攻打西面陈友谅建立的汉，再攻打东面张士诚所建立的周。这一战略分析对于朱元璋后来取得胜利非常关键。

　　明立国后，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但却不再受重用，失意地度过余生。

　　于谦

　　字廷益，浙江钱塘人。

　　《明史》对于谦的评价是“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这位大臣历来被奉为民族英雄和忠烈之士。他身为文臣，却在北京保卫战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虏，明朝陷入危机。瓦剌部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乘胜追击，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于谦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先拥立景泰帝继位，免除了也先的要挟。之后迅速组织北京保卫战。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挽救了明朝的命运，也使于谦成为民族英雄。

　　后来，英宗回到明朝，在7年后重新坐上龙椅，于谦惨遭英宗杀害。

　　严嵩

　　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出生布衣。

　　在《明史·奸臣传》中，严嵩位列其中，臭名昭著。严嵩多年苦读，考中进士，在正德年间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回家丁忧，在家乡隐居8年，潜心诗学，广交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为自己赢得了清誉。

　　正德后期，严嵩重返政坛。后世宗即位，在那场“大礼议”之争中，严嵩成为少数的受益者之一。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 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仕途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他从此平步青云。

　　加之写得一手好青词(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严嵩更是深得迷恋道教的世宗的喜爱。后来，严嵩顺利进入内阁，为独揽朝政。他千方百计打击异己，结党纳贿。《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在严嵩晚年，因青词不再出采，又因出现了另一位青词好手徐阶，而渐渐失宠于世宗。后其子被杀，官职被免，家产被抄，最后病死于家乡。

　　袁崇焕

　　字元素，东莞人。

　　袁崇焕虽为一介书生，却因其卓越的军事才干而闻名于世，这点和于谦有共通之处。他们都在明朝危难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最后被崇祯皇帝所冤杀的悲剧命运，又再次与于谦重合。明朝的这两位忠臣的命运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胡宗宪

　　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胡氏是当地的强宗大户。在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已相当严重。胡宗宪在此时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担负抗倭大任。

　　嘉靖四十一年，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抓。胡宗宪因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这使他受到牵连。世宗念其抗倭的功劳，免其官职，给他留了条生路。

　　两年后，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在狱中，胡宗宪写下洋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辩诬疏》递交上去后，却石沉大海。胡宗宪彻底绝望，在狱中自杀身亡，时年54岁。

　　张居正

　　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在很多史学家眼里，张居正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初年，张居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实行考成法，大大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在赋役制度上，实行一条鞭法，把各种田赋和徭役归并和简化，一概折银征收。这是中国自汉以后田赋征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个历史转折。

　　或许是出于确立皇权的需要，或许是出于对偶像倒塌的报复心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甚至“剖棺戳尸”。张居正生前显赫，死后声名狼藉，但他所推行的改革却是明代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

　　(本刊记者／王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