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在联合国的苦与乐

　　面对记者的敏感问题，陈健有问必答，不拒绝，也不躲闪，坦率得让人惊讶。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坐在记者面前的陈健，言谈举止竟是这样的自信。这引起了记者对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好奇。

　　记者：您是如何以副秘书长的身份走进联合国的？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的情形吗？

　　陈健：我是在2001年8月20日到联合国上班的。当天，我这个部门的办公室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到入口处接我，把我带到这个办公室。我首先签署了就职宣言，表示自己要效忠于联合国，不再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当时是联合国人事厅派来主管干部，把文件交给我签字。不过现在，潘基文秘书长已经提出，以后的联合国高层官员要当着秘书长的面举行口头宣誓仪式。这样会更加庄重一些。人事厅管理人员在我签字后，向我介绍工资、福利等相关情况。

　　从政治上说，上班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9·11”。那一天，本来要召开新一届联合国大会，选出新的联合国大会主席。但因为“9·11”，联合国大厦不能使用，原定的大会开幕式被迫推迟。那天，我做的一件事是代替联合国大会主席行使职责，把联合国一些高层官员召集起来，一起商量联大的工作及联大如何对“9·11”进行表态。最后，我们拿出了一个反恐决议草案。9月12日，我们召开了新一届联大的第一次大会，选出了主席，通过了反恐决议。

　　到这里上班后，我需要先了解各部门的工作运转过程。这个部门太大，有1200人，占据了秘书处的八九层。光是“走”完各部门、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就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直到今天，这个部门的大多数人我仍不认识，仅认识管理层，大约50多人。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位称职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吗？

　　陈健：回顾这5年多，我作为联合国的高级官员，首先是向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并通过他们向成员国负责。我称不称职，要听他们的评价。我刚上任时，所在的部门连续4年陷入财政赤字，文字出版工作也经常严重滞后。这两方面问题遭到了美、英、日等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的不少批评。有时会议都开了，文件还没有发下来。但我来这里后不久，这两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观——4年的财政赤字变成了4年的财政盈余，会议文件大都能在开会之前及时呈上。秘书处的工作要在成员国中间得到好评是很难的，但5年来，对我所在部门的批评越来越少，甚至有过肯定。我的两个上司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安南秘书长曾经用“strong leadership(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来评价我。

　　记者：您与安南秘书长是否有过分歧、矛盾与冲突？

　　陈健：看法不同有时是会有的，但冲突没有。尤其幸运的是，我能得到安南的充分支持。比如，我“上来”后，感到必须对所在部门进行大的改革。我去找安南秘书长，要求把部门的名字改一下，从原来的“会议服务部”改为“会议管理部”。当时有好几个部门想改名字，但秘书长都没有同意，只同意了我的要求。

　　记者：在这里，您每天思考最多和做得最多的是什么？

　　陈健：作为部门一把手，我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大会主席的顾问，坐在大会主席旁边，每天都要考虑如何使联大顺畅运转，同时做好联大主席的顾问。二是管理，要确保1200人的团队为联大做好口译、笔译工作。

　　记者：您在副秘书长位置上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陈健：最大体会就是，联合国不能不反映当前国际上的力量对比等情况。但是，它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这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桎梏，来实现《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和职责。联合国作为一个有19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它有自己的使命，也有成员国对它的期望，所以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例如，在

　　记者：如果说这是您的遗憾的话，那么，您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陈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想改变什么是不容易的，因为联合国的大权不在秘书处，而在成员国那里。不过，我在5年中对部门的会议服务工作进行了联合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而且基本取得了成功。这是我刚上任时没有想到的。在工作中得到满足，这就是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