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手的假记者会马上通知同伙一起来搞舆论监督

　　假记者风潮

　　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在多名当地媒体记者印象中，假记者从贺文生开始，已换了好几茬了。但这些年，假记者捞钱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是一个听说哪个煤矿有问题，约俩人，包个车直接到矿上，一亮证件，矿主就看着办吧。”李治军说，一般矿主知道自己矿上手续不全什么的，直接给钱打发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记者就会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让大家一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免费发布的。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矿主不知道情况，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会给钱的。”李治军说，一般一个人从两三千到两三万的价码都有，全由矿主自己看着给。

　　当地几名矿主均称有以钱财“打发记者”的经历。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给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时候花上一百万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说。

　　这样，只要一次得手了，发布消息的假记者，至少能弄到1万多块钱，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一次能搞到10万以上。

　　大同教场街的一条小胡同，是不少此类“记者”熟悉的地方，他们所从属的“记者站”就分布在周围，不少只是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连牌子也没有。这些“记者”接到同行的电话后，会在这里与关系好的“同行”会合，一批批出发。“这里靠近市中心，到哪里都方便。”据李治军介绍，这几年，全国各地都有跑到大同行骗的假记者，北京的、太原的，随便拿一个什么杂志社的记者证，夫妻俩甚至是全家总动员，就去下边骗钱去了。

　　“有些派头很大的，开着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机、手提电脑设备齐全，自称是某某主任，还带着秘书，一般秘书就是自己的亲属。”这样一年下来，就能挣够买车、买房的钱。

　　而在山西不少地区，都存在类似情况。在2006年被列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吕梁，百余天内共查处了80余名假记者。

　　该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接受媒体采访说，“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而他们热衷的事主要是：干预农村选举、帮人打官司、护送超载车辆通过治超点、敲诈勒索企业主等。

　　因为各种名目的假记者太多，真记者采访也遭遇“名誉危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曾说，他在山西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采访单位反复核对身份的尴尬场面，当一切都核实清楚后，被采访者多会很无奈地对他说：“实在没办法，是让假记者给闹的啊！”

　　风潮背后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记者是真的假的，只要来了破财消灾就是。”“‘窑主’们根本不在乎几个钱，而当时煤矿事故报道产生的影响，确实吓到了他们。”李治军说，采煤业的不规范，尤其是黑煤窑和黑煤检站的泛滥，提供了滋生假记者的土壤。

　　根据大同市官方的说法，这两年大同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间的观点，黑煤窑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有些报纸的发行任务，都是通过主管煤矿安全的部门直接分派完成的。”1月28日，山西一家党报驻大同记者站站长说。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也曾表示，地方小煤矿可能存在着官煤勾结的情况。

　　据当地官员介绍，除了黑煤窑还有部分煤检站违规操作，黑煤窑就是通过他们的检查，才能从大同运出去牟取暴利。

　　“想当煤检站站长，除了在煤炭公司、当地政府里有关系，至少还得花个100万才能当上，当一个管五六个人的班长，也得花10万以上。”李治军说，只要能进了煤检站，一年就能捞回十倍的“过路费”。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真假的，只要去破财消灾就是。”李治军说。

　　“大同假记者已经泛滥成灾了。”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说。

　　然而，1月11日，大同市公布的《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却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

　　虽然大同市官方坚称“打假”跟兰成长被殴致死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微妙的先后关系和案件曝光后，大同方面的反应，都受到了强烈质疑。

　　《南都周刊》发表专栏评论，指出“大同不能以打击假记者为真凶开脱”，另外一些媒体评论指出，大同政府方面是在转移视线，掩盖地方官商勾结的根源问题。

　　1月28日，大同打击假记者专项活动领导组拒绝接受采访，据政府方面透露，迫于舆论压力，目前“打假”专项行动已经暂停。

　　“刚开始的时候，矿主们也不懂这个，他们大多是经过政府里的熟人指点，才开始这么做的。”李治军说，假记者成风、出钱摆平记者的风气形成，跟一些颇有媒体交道经验的官员有关。

　　据李治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矿难报道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府方面已经和媒体大量接触，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有些所谓大腕记者吃两头，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窑主’们遇到问题，向政府熟人请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钱摆平的办法。”李治军说，也有官员或者矿主找相熟的“大记者”支招，包括什么样的媒体怎么接待、给多少钱，都是由记者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