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未必是一个问题

　　老龄化未必是一个问题

　　南都周刊：国际上用的步入老龄化的标准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中国目前的老龄人口是1.45亿，占总人口的11%，可以说已经步入了老龄化国家。为了防止人口抚养比的增加，是否现在应该未雨绸缪，上调生育率？

　　杜鹏：大家习惯上觉得计生政策就是一胎化，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开始就不是一胎化，是分不同区域来实施的。比如说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江苏等地方，是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些地方是实行农村生两孩子，城市生一孩的政策，有的则是头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个的政策。现在家庭里，真正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大概占了35.9%。并且在一些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独生子女跟独生子女结婚允许生两个。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有些地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所以现在生育的控制也在逐渐改变。所谓政策调整，实际上是要看这些细的调整。

　　南都周刊：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实行计划生育60年之后，也就是大概30年之后，中国会出现无子女照顾的老人过多，国家社保和

　　杜鹏：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下降的时候，必然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未必是一个问题。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在几次讲话都提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教育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必然导致死亡率的下降，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们寿命的延长。这里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老年人经济上的保障，包括退休金和医疗保障，这需要国家完善

　　第二个是老年人的照料问题。按照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概有8.9%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需要长期照料的人数大概是1200万人以上。现在全国的养老机构，所有的常规数加起来大概是149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做了一个估计，到2050年，按照现在的比例推算，到那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大概是有5600万人。从政府的角度看，它要大力发展这种社会机构养老，要有更多床位，在大力发展机构养老的同时，最主要的力量还是来自社区，完善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以美国为例，其60岁以后的老人，真正住在养老机构里只有5%，其余的多生活在社区里，生活在自己家里。

　　南都周刊：那其他国家的养老机制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杜鹏：中国目前男性老人平均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是一年半，女性老人平均是在两年半。

　　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从2003年起，就实行了强制性的长期照料保险。

　　在日本，40岁以上的人就要强制缴纳一笔长期照料保险金。等到了65岁以上，如果遇到了长期照料的问题，可拿出这笔保险金、雇人来照顾他。同时，也可用这笔钱资助老人所居住的养老机构。这样，就用社会的强制机制来分担了传统的、仅靠子女来解决的照料问题。

　　南都周刊：由于目前国家养老基金的缺口较大，有些学者提出应该“换权于民”，适当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毕竟家庭养老比国家养老更安全，你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杜鹏：要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还要靠国家社保制度来保障。靠多生多育来提供养老保障，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向。我们要跳出从原来控制生育水平走向多生多育以防养老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将会导致国家计生和养老政策的摇摆不定。实际上，在城市里也未必有那么多人想要3个或4个孩子，因为成本太高。但想生两个的还大有人在，国家政策的调整，允许独生子女可以生两孩，意在防止人口结构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南都周刊：有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在中国，尤其是城市老人的幸福感是在逐步下降的，而这种幸福感的下降与计划生育的实行有正相关关系，你如何看待这一结论？

　　杜鹏：老人幸福感与子女数的关系，很难准确统计。子女数的减少，可能是影响老人幸福感的一个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对老年人来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眼光的开阔，对生活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幸福感与欲求的关系很大。同时，现代社会和20年前相比，也存在着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老人的幸福感。子女数对老人幸福指数的影响程度可能混杂在很多其他因素里，很难说有直接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