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助产士见证内地孕妇赴港产子潮

　　一个从2月1日，香港正式限制怀孕7个月以上内地孕妇入境。这意味着自2001年以来的内地孕妇赴港产子潮走到了转折点。

　　五年中，香港助产士Ada感受着她所在的产科病房里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前简单的医患二元关系演变成了内地产妇、香港产妇、医护人员复杂的三角关系，以前的病房和谐也因语言、习俗、文化、礼仪差异而变得紧张。“真希望回到从前”，Ada说。

　　南都周刊记者 炫风 香港、广州报道

　　Ada总是说自己很累。作为一个年轻的TMLW公立医院助产士，每到晚上值班，她时刻准备着应付突然闯进产科、羊水已破的紧急产妇。当知道对方来自内地时，Ada与她的医生同事更是如临大敌，高度紧张。

　　5年前，Ada的一些朋友参与了支持庄丰源的示威游行。当时香港政府要遣返这个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在香港引起了大争论，当时Ada认为这只是政府的事。不过，当香港最高法院给予庄丰源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以后，Ada的职业之路，便逐渐与近年大批赴港分娩的内地产妇联系到一起。

　　香港的产婴数从2003年开始突然飙升，在03/04年度，公立医院出生婴儿总数是34397人，其中8687人非香港居民所生，比例是25%，到05/06年度，这比例上升到33%。在Ada看来，在06/07年度，她照顾的两个产妇中就有一个是内地人。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说粤语的Ada并不反感内地产妇说普通话，“有人以为我们歧视内地产妇，这不是事实。进了病房，一切都以病情危急轻重为准绳，这是我们尊重又努力实践的准则，”Ada说，“人们总是对语言敏感。说普通话的人，很容易以为说粤语的人在歧视他们。”

　　但Ada不打算学普通话，因为怕引起本地人的误会。这两个月，香港孕妇们到街上游行，论坛上指责医生维护内地“大肚婆”、骂内地产妇的言论铺天盖地。Ada也在指望政府能做些什么：“或者一道禁令，把内地产妇拦在罗湖或皇岗的海关外，我就不会这么劳碌、受气。”

　　Ada每个月都要供楼，也会跟朋友到湾仔或铜锣湾逛街，那里有五光十色的名车与

奢侈品，有“自由行”带来的出手豪爽的内地客。作为香港人，Ada的纳税意识很强，问责政府的意识也很强，在离开病房回家的路上，她与本地产妇一样忧心忡忡，当香港的医疗资源，如同闹市的奢侈品被内地人看上的时候，她会不会像那些日夕相处的本地产妇一样，为争夺床位和产房怒火冲天？

　　抢手的助产士

　　香港政府正在想办法。最新的消息是，TMLW医院在一个星期前已经贴出了公告：从2月1日开始，“非符合资格人士”必须先与医院预约才能到香港分娩。

　　“这是为了保证本地产妇能得到产科服务，”Ada说，医院里给内地孕妇的预约名额已经有了内部定量，这确保了其他名额能留给本地孕妇。另一边厢，罗湖的入境处，医务人员和海关雇员一起上班，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没有预约的内地产妇挡在香港的门外。

　　香港医管局统计，公立医院本年度应付约4.5万宗出生个案，比去年又增加了一成；而Ada现在最希望休假，作为全香港600多名公立医院助产士之一，她平均每天要应付六七个生产个案，以至很长时间都没有休息过。

　　疾步回家的Ada像吃快餐一样吃着家里的晚饭，向记者回忆产科的变化：“比我年长的同事，曾经因去职、退休等离开了医院，但从来没有新同事进过医院。”——香港本地的低出生率持续多年，公立医院们的妇产科规模不断缩小，助产士是只出不入，曾经名躁一时的香港产科名牌赞育医院，也被玛丽医院产科部合并。

　　因为产科的收缩，Ada曾经怀疑自己攻读助产士的决定。在香港，三年苦读成就一个注册护士，另加一年的培训才成就一个助产士(所有的产科护士都必须是助产士)，如今这职位却成了香饽饽：助产士们的平均月收入是港币三万左右，为了把助产士们留在产科，医管局向Ada们提出增加涨薪点，最多一年可以加薪26%，还重新发放超时工作津贴。

　　但更大的诱惑来自私营医院。Ada的多位同事近两年被超出30%的高薪吸引而去，那里还有年底双薪与分红。私营医院没有公立医院的“负担”——向纳税人们提供廉价的分娩服务(约100元/天)，所以在过去低出生率的时期，它们不会成为大部分本地人的选择。圣保禄是其中一家知名的私营医院，以盈利为目标，它的网站以美妙的广告来招徕产妇：“圣保禄医院产科服务能为产妇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以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产科病房特意全新设计及

装修，悦目柔和的色彩和完善的设备，加上护理人员的亲切笑容及专业照料，定能令入住者感到宾至如归。”

　　作为公立医院，TMLW医院的产科病房也挂着彩色的帘布，但走廊上架着略显粗糙的帆布床，让助产士们与产妇进出时小心翼翼。医管局为了应对出生高潮，去年要求每个公立医院的产科都要增加20个床位，以便随时应急。不过，床位增加了，医护人员数并没有增加，本已停止数年的助产士培训匆忙间重新开始，但不可能立竿见影，“培训一个助产士至少要一年，比生个孩子还要久。”

　　内地产妇的赴港潮使私营医院产科的业务大增，去年底，当本地孕妇们惊呼内地产妇“攻陷”香港产科时，作为天主教医院的圣保禄声明“基于平等理由，不会拒绝任何人”。但去年圣保禄又被指责其医生配合内地中介为来港产妇提供方便，大发产子热潮之横财。

　　“现在私营医院的处境也‘艰难’了。”Ada坦言，内地产妇过去“主攻”公立医院，但随着公立医院持续升价，已经有不少人转到收费从一万到五万不等的私营医院去，令后者的床位同样变得紧张。“时而会有私营医院医生把内地孕妇介绍到我们这里。所谓风水轮流转，”Ada笑笑说，“很多产妇一从急症室冲上来，我便有似曾相识之感。”

　　突袭

　　在Ada看来，产科是一个戏剧性的部门。“在内科，流感高峰期来的时候病人就会增多，医生也会有准备。但产科不是，今天可能整个住院房空空荡荡，明天突然就会住满产妇，让我们措手不及。”一位医生介绍，唯一可掌握的规律是香港人倾向于在年底时间产子——但内地产妇这两年的频繁到来，使助产士和医生们不得不全年保持紧张状态。

　　Ada和同事们在几年前并不察觉南下孕妇们的来势，但随着一些曾来港产婴的内地孕妇们迅速地把经验带回家乡，内地产妇在产科的比例迅速变大。Ada现在已习惯在三更半夜应付突发事件，尤其是刚过晚上12点以后。

　　从2004年末开始，TMLW医院的急症室在午夜比往年变得更加忙碌，除了救护车们送来几乎临盘的内地孕妇以外，还有庞大的护送亲友团或者手忙脚乱的准父亲，他们把Ada从未见过的内地产妇推到急症室医生面前，然后又推开产科的大门，“最多的那一晚超过十个。”

　　选择夜半“冲刺”是为了省一天住院费。曾经有一个孤独的内地产妇，痛苦地走到急症室门口，引来医生和候诊病人们一片惊讶。她的羊水已破，没有丈夫或亲戚的陪伴，但坚持到12点之后才进入急症室，绝望地求救，令Ada记忆犹新。“她没有朋友，也没有钱。站在香港医院的立场，我们必须救她。”很幸运地，这位产妇终于顺利诞子，但来时孤独，去时也只单身一人。

　　在公立医院的产科里，政府安排有社工。他们的责任是照顾那些家庭有缺陷的未来妈妈，但“并非纳税者”的内地产妇，即使是单亲妈妈，或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也不能接受社工的援助。“社工只帮助有身份证的母亲，”Ada觉得有点滑稽，“尽管那些母亲的婴儿可以自动获取香港身份证。”

　　TMLW的产科和其他公立医院一样，多年来挂着产妇与父亲们的留言板。板上挂满了用英文或繁体中文书写的感谢卡，言语中洋溢着感激与初为父母的温情，惟不见简体中文字的笔迹。她们多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近半年本地产妇的讨伐声浪越来越大，她们也越发低调，甚至不愿意对记者承认自己的内地身份。

　　内地产妇的不诚实是Ada与医生们头痛的问题之一。以下是经常存在的情况：一个急待分娩的内地产妇来到产科求助，助产士急忙做检查，询问来者的生产记录，以及有否堕胎的历史(多次堕胎的产妇有可能会产后大出血)。“与本地的产妇不同，内地产妇很少有产前的检查和交流；往往因为有亲友在场，她们经常隐瞒自己的堕胎史。”Ada记得有一次，一位产妇对医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含糊以对，等拉上产房布帘的紧急一刻，她才说出了曾多次堕胎的真实情况，让Ada大吃一惊，赶忙做应变措施。

　　Ada还很头痛沟通问题。“冲刺”上门的产妇大部分说普通话，籍贯以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为主，医患之间的交流几乎是“鸡同鸭讲”。有些产妇会找香港朋友来做翻译，但并不是每个都愿意与医护人员充分沟通：“去年，一个情况紧急的产妇过来，她丈夫下楼办手续了，我们认为要做手术，想打电话得到她丈夫的同意，谁知她死活都不说电话号码！最后只能让她自己签字了事。”在成功令这位女士转危为安以后，Ada终于知道她拒绝说电话号码的原因。在产后不到几天，这位女士没有交费，不顾身体虚弱就离开了医院，然后再也找不到踪影。

　　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产妇收拾东西要走，便多口问她有无办齐出院手续(其实是想问她有无付费)，那人支吾以对，最后说自己一定会分期还，随后拉着大包小包就出门了。

　　Ada不断对记者重复她的感受：“我很想对她们说：为什么你们如此不顾及自己和孩子的安危，又为什么，你们如此不尊重我们的关怀和劳动呢？”

　　Ada不认为提高收费的制度会使内地产妇望而却步。2月1日，公立医院把内地产妇的“产科套餐”(三天两夜)服务收费提高到39000元(有预约者；无预约者为48000元)。“在前年，这个价格已经提高过一次，但根本没办法阻止内地产妇下来，而且产妇拖欠住院款的话，医院根本没有追讨机会。重要的是，一旦她们在紧急时刻到来，我们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们像内地的一些医院那样不收钱就不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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