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老板：真记者就给点钱假记者就收拾他

　　封口费

　　像兰成长这样，主要工作是靠煤老板“创收”的记者，在山西大同并非少数。

　　有人估计大同的形形色色不写稿专门跑矿的记者在600人以上，甚至有人说上千人。大同市新闻出版局报刊图书科科长刘东悦却不敢说一个准确数字，因为根本无法统计。

　　刘吉(化名)最近的日子过得挺悠闲，已经有几个月没给报社发过稿了，但生活质量并未下降。他每天很晚才起床，办公室想去就去，也没人管。刘也是一个没有新闻出版署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服务于山西一家较有影响的日报。虽然他没“署证”，在当地却从未受过“假记者”应受的白眼，政府搞什么活动，有什么消息都会通知他。

　　刘以前曾经在一家中央级的报纸做过驻大同记者。对于兰成长被打致死一案，他和其他人一样震惊。对于拿红包这样的事，他并不陌生。最近他的生活来源就是到各个小煤矿给的封口费，“没个三五千块我都不爱去，太丢份了”。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几年来，

矿难几乎都是通过媒体才得以曝光，当媒体成为监督煤矿安全生产主要途径的同时，也成为煤老板希望用金钱攻克的对象。

　　刘吉原来也是个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认认真真地采访写稿。但越来越多的经历让他消沉。他打开自己报社的网站，用自己的名字搜出几条稿子，“你看看，都是些什么东西。但在大同你就只能发这些东西”。那是一些很小的社会新闻以及大同当地的政务消息，没有一条关于矿难的。

　　“你认认真真采访写稿，不收黑钱，矿老板就把钱砸到报社，报社再买不动，就砸一些政府部门。曾有部门把矿老板叫来，现场给钱让我们不要报道。总之，到了最后，你的稿子就是没法见报。与其让上面把钱赚了，不如自己拿。”久而久之，到矿上就成了去收钱的代名词。记者们都会打招呼一起去。

　　刘吉这两年采访过的矿难中，比同样发生在左云“5·18”特大矿难更大的还有几起，但都没有曝光。据他所知，北京的媒体对山西的消息灵通得很，山西有个响动他们就能听见。往往是安监局等相关部门还不知道的时候，记者们就已经到了现场。

　　“真记者要钱，比‘假记者’更狠。”刘吉说，以他所知所闻，在一起成功瞒报的煤矿火灾中，某中央级媒体记者拿走了13万元。“去年北京来了两个记者，在煤检站拍几个镜头，拿着30万元走了，都是现金。”

　　与类似传闻印证的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在山西繁峙“6·22”矿难中的表现。2002年6月24日，该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即收到消息去到繁峙，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事后查明，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认为，新闻界出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

　　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看来，中国媒体的国有属性、行政特质，使其依然是行政系统的组织延伸和体系组成，尤其对中央级媒体或党报媒体而言，具有自上而下的权威资源和无可替代的监督力量。某种程度上，媒体报道尤其所谓批评报道容易被异化为行政监督。由此，掌握着这种资源的新闻从业者，便很容易利用这种监督权进行对企业或下级政府威慑乃至敲诈了。

　　这种敲诈和索贿，市场化媒体的威力远比中央媒体(包括中央媒体记者站)要小。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的腐败事件，主要出现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媒体内部。

　　刘吉也曾经想过跟一个杂志社合作办个记者站，一年交给杂志社20万。自己招几个人，两年弄个百来万不难，但后来没谈成。现在他也只以自己没有主动敲诈为底线自我安慰。另外，他至今还没攒够买一套房的20万元。

　　刘吉灰心地说，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只有离开这个地方。

　　真真假假

　　当真记者们缄口不言的时候，“假记者”们便有了大肆活跃的空间。

　　近年来，关于“假记者”横行山西的报道时见于报端，“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在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山西省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交口县一家煤矿矿主说，他在近一年时间里接待了20余批“假记者”，打点媒体花了10多万元。但具体因为什么被“假记者”敲诈，煤老板却不愿多说。

　　按候振润的说法，3天内他给了5拨记者共计16000元，也远低于他一天收获的纯利。所以，记者的敲诈，对于小煤窑的老板们来说，是必须支付的成本之一。

　　另一方面，矿老板们也难以分辨记者的真假。

　　记者在左云县采访时向，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子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他看了好一会儿，问道：“不是应该有个胸卡的么？”“我见过一个这么大的。花上几千块钱，在大同能做一套比你这个还全的。”他还双手拉开约30厘米比划。他不知道，新闻出版总署不发记者胸卡。

　　刘吉说，其实就算矿老板能分出真假来，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没证的记者身后往往是有证的记者，得罪了没证的，过几天有证的就会来收拾你。

　　大同市登记在册的记者站仅有9家，不能见光无法统计。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记者站还像模像样的打个牌子，挂些采访守则什么的。被打击之后，就在自家里开，除了一桌一电话，连牌子都不挂了。所谓的取缔，也只能是贴张取缔通知。

　　鱼龙混杂之下，矿老板们当然愿意节约一些应付记者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媒体人士，以他们对行业内部运作得熟悉，成为煤矿老板对付记者的专业顾问。

　　“孟二”就是提供这种服务的专业人士之一。在1月10号下午，当侯振润接到常汉文他们的电话之后，立即就给了他电话咨询。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孟二”真名孟润利，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

　　大同藉的一位记者说，“孟二”是打着中央媒体旗号到大同“捞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到矿上多了跟老板们成了朋友。老板们碰上记者，什么样的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什么级别的记者该送多少钱，他会给一个评估。

　　侯振润就是“孟二”的朋友之一。侯虽然说三天内给记者送了五次钱，但没送的更多。敢不送，应是有“孟二”鉴定之功。一名以前曾把“孟二”送到矿上采访的司机说，“孟二”在圈中极招人恨，他自己发了财，又断了别人财路，有人说过要合伙收拾他。

　　命运

　　命运再度回到1月10号的这个下午，在离浑源县城22公里的水沟村，天气寒冷，滴水成冰，山阴面还有积雪。

　　公路道班的房子里，兰成长、常汉文和司机曹新斌仍在等待。另一同行黄焱忻因等得不耐烦决定离开，就此逃过一劫。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已经酝酿了半年的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打击的矛头正是他们这样没有正式记者证的“假记者”；他们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不是预料中的钱财，而接到咨询电话的“孟二”告诉了侯振润，先查验来人的记者证。随即侯带上武强、郑文平、马利等7人，分乘

宝马和丰田佳美轿车前往水沟村。路上他对武强说，“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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