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过河是我们的宿命

　　对改革努力最好的推进与协调，在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过河规则，保障最大多数人享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力

　　苏琦

　　在中共历任高层领导人中，不乏言语犀利表达生动的人士，但像邓小平这样直截有力毫无虚饰的不多。

　　邓的女儿毛毛曾经问邓在长征中都干了什么，邓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的震撼。换了别的高干，“北上抗日”乃至“寻找革命新出路”，想必是脱口而出的答案。但细品味之，则显然邓的答案更符合实际情况，尤其考虑到当时他靠边站，无从参与进军方向的决策。

　　而且即使参与决策，彼时彼地的情形也是边走边打边找出路，大方向是确定的，具体的路径则要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加以确定、摸索、迂回、避让、挫折、突破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言以蔽之，整个长征就是一个伟大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而且千转百回之后，这河终于趟过去了，被甩在身后的，除了艰难困苦，还有“言必称马列”的本本主义。

　　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觉自为的新路径，经过现实考验而形成的原生态很浓的指导思想成就了革命的中国特色，鲜活、生动、有战斗力。

　　在这些“摸过了石头过了河”的长征干部面前，无论是“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王明派，还是抱残守缺的国民党顽固派，无一不败下阵来。

　　改革也是被逼着过河

　　如果说长征是因为“反围剿”失利而被逼出来的战略转移，那么改革也是“文革”结束后面临国内外情势所迫而采取的一种突围之举。

　　国外日新月异，国内百废待兴，朝野上下都有着一种要突破现状的焦灼之情——如果不奋起直追，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令人感奋的警句。

　　邓小平在参观日本新干线时所说的一番话，可算是那个时代情绪的最佳注脚。当日本友人问邓坐新干线高速列车的感受时，邓坦言：就是一个字，“快”，感觉推着我们向前跑。

　　今日回头视之，要向前跑，可算是当年最大的共识。现在经常为人论起的关于重塑改革共识的说法，主观上暗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人们关于改革是有共识的。其实客观而论，当年人们最大的共识乃是要挥别“文革”梦魇，也即要向前跑，但具体往哪个方向跑，则很难说有共识，遑论改革共识。

　　最先给出一个阶段性方向的，既不是经院派马克思学者，也不是后来声名大噪的市场经济鼓吹者，而是亿万个卷起裤腿要到河对岸去种“资本主义苗”的农民。吃了太多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草”，他们似乎连石头都懒得摸，就千军万马趟过河去了。而从这些普通的过河农民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次较为清晰地给出了改革的大致方向：放权让利，回归经济理性，即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承包合同为契约载体，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建立相对明晰的权利边界。

　　看到勇于过河的村里人尝到的甜头，城里人也按捺不住过河的冲动，而且公开鼓与呼——“五百名厂长经理给中央写信要求松绑”成为当日媒体头条。一时间，承包制在各个厂矿企业遍地开花。

　　以此为发端，以让渡权利和确定契约为指向的改革从农村包围城市，并逐渐涵盖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其中虽出现不少偏颇和纷争，但整体势头已无法阻挡。表现在经济理论上，则实现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次次的突破，改革路径渐次清晰。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多视当年参与这场过河运动的亿万农民为改革前驱。而在今天，面对由种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三农”问题，在重新审视改革方向的“反思”语境下，当年的这场自发运动被解构为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去集体化运动，进而又将今日农村的种种不尽如人意处，归结为丢掉了“集体”这个法宝。顺着这个逻辑，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实际上都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自作自受者。

　　当年的“集体”被弃之如敝履，是亿万农民在数十年自身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决定。这一历史事实并不会排除将来农民再次在更合理的经济基础上组合为新型集体的可能，但这同样不是可以人为安排的，其出现将再次呈现出亿万农民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自发过河的景观。

　　有预见的过河？

　　伟人说过的话，因为其一言九鼎的分量，易被人们借来说事儿，以增加攻讦或捍卫的正当性和力度。然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因为该话语被抽离出当时当地的语境，所以极易导致误读，尤其是当引用者有意无意间将该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加以扭曲和伸缩的时候。

　　所谓改革要告别“摸着石头过河”模式的说法，即属此类扭曲性伸缩的表现，其典型手法是通过告别之后的应当做法来反衬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时的疏失。如何辨识这种种扭曲，则可从鼓吹者鼓吹的应当做法入手由逆推法得知。

　　扭曲之一，是暗指当年“摸着石头过河”属于瞎打误撞，试错成本太高。表现在今日的言语中，则是改革要设立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否则将走上歪路。

　　有人善于做事，有人善于总结，自古皆然。改革之初，囿于当时人们的识见和经验，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自不易确定。而在前人艰辛过河的基础上，回望改革曾经的歧路和代价，指点当时和今日应该踏足的路径，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每一次人们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推导下一步的发展走向时，总是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事实产生偏差。所谓历史的经验就像是历史自己的衣服，只在当时当地合身适用。

　　改革开放过程中种种被后来的现实所嘲弄的“先见之明”，充分佐证了这一点。当年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被一些人总结为含有充分社会主义集体因素、内生于中国小农经济形态、因此可实现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以避免走西方城市化弯路的中国特色道路。

　　然而，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一本质上因短缺经济而勃兴的经济体，显然无法承载这一人为总结和规定的历史使命。亿万农民再次“摸着石头过河”，成群结队来到城里，以分享国际化分工格局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目前为止数目达二亿之多的农民工，正以任何人未曾预料到的方式用自己的实践来改变城乡割据的格局，并塑造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

　　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但从过河的角度来说，其意义无非是哪种姿态更容易摸着石头，过到河中间的时候更应注意哪些可能的急流漩涡而已。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何况还要不停地过不同的河。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在起制约作用。

　　有计划的过河？

　　扭曲之二，是明指当年改革缺乏总体规划，往好了说是单兵突进，说难听点就是零打碎敲，而现在要讲究综合布局，整体推进。这种说法貌似很有道理，然而也反映出对历史的某种无知。

　　邓小平是我党高层中为数不多曾经见识过西方大工业化生产的人，做事相当讲究程序和流程，也相当重视计划性。他曾经说过，1975年的调整也算是一种改革。而当年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拍脑袋的意识形态挂帅式瞎指挥向计划理性的回归。

　　此后，无论从深圳杀开一条血路后沿海十数个开放城市的跟进，还是从组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后对外金融合作的次第展开，无不体现出一种貌似“单兵突进”后的谋篇布局。而零打碎敲式的单兵突进，显非有改革总设计师之称的邓氏的风格。

　　在举国上下对改革具体走向和改革具体举措的实际效果并无清晰把握的时候，让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先“摸着石头过河”以求突破，产生示范效应，显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就提出关于全面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规划，现在沪深两地股市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问号。

　　相反，那种以阶段性总体规划为归依，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实践，往往以失败告终，导致改革出现反复。当年的“价格闯关”即为一例。“闯关”的设计者们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市场化价格体系，再辅之以财、税、金、贸的全方位配套改革，期望全国的企业不分大小和所有制性质，能在一夜之间对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从而一举实现十三大提出的“计划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总体目标。结果是尽人皆知的。

　　当然，也有人从对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的担忧出发，期望建立一种对改革总体协调推进机制，避免改革进程受阻于具体部门的掣肘。出发点无可非议，但这种建议，恰恰违背了当年改革的初衷，结果将导致一个“超级计划改革委员会”的产生，其权力边界连当年的计委也将望尘莫及。

　　政府部门在一定阶段是具体改革举措的执行者，而在多数时段内是改革的对象，任何旨在协调推进其改革力度的企图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与虎谋皮的嫌疑。因此，功夫在诗外，对改革努力最好的推进与协调，如果仍以过河为譬喻，在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过河规则，保障最大多数人享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力，杜绝某些集团和部门垄断过河的路径，甚至有意制造障碍。

　　一起过河的人

　　黄纪苏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据说是集中表达了草根民众面对贫富分化时的愤懑之情。有意思的是，该剧也涉及了“过河”这一意向：“再往前流——水就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

　　如何有效缓解贫富分化的问题是篇大文章，兹不赘述，还是就过河论过河。就先天而言，人们水性有优有劣，有抢滩登陆的弄潮儿，也有不善戏水的旱鸭子；就后天而言，过河设备以及过河时机和地点选择的差异，也足以决定胜负。

　　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吹为“新左”们所痛斥的“人吃人”的“丛林法则”，而是说在过河的过程中，即使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过河规则保障下，出现种种状况也有其客观必然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适当的救生机制，使不谙水性者抑或运气不佳者，也能够到达彼岸。诉诸于“噎死胆大的，呛死胆小的”等情绪性言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试图把人们从河里或彼岸拉回河边，更是徒劳，除非人们患上集体失忆症，重又认为天堂就在此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线性的时间决定了历史就是一条长河，过河是我们的宿命，无从回避，亦无从矫正。(苏琦：《中国新闻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