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教育预算应涵盖流动人口子女

　　刘艳琼：对，我们一样有这个问题。

　　周洪宇：我区长是我区里认为给就给，不给就不给，过去市长推，那我就支持配合。但现在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钱随着学生的进入，从开始比较少，不成问题，到随着人数比较多，越来越成为问题，那么这个钱谁出？你市政府给我补贴吗？我已经按照我的规定区财政已经给了。

　　刘艳琼：等于越往下走越困难。

　　周洪宇：人越多，越有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设备问题，设备问题整个现在随着城市建设的调整，小区的增设和老区学校的结构调整，可能我这个地方正好要减学校，小学，但是你这个地方正好农民工的子女在这个地方很多，要入学，谁出这个钱？政府出？政府他这个地方按照他原有的计划是要减的，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还有一个，政府不做的话谁做？开发商，小区开发商在过去的建设部出台的政策里面，在城市的管理的有关规定里面，按规定开发商在五万平米以上，他就应该相应的无条件配套相应的教学措施，可是很多开发商没有社会责任感，千方百计的规避它，你说五万，那我就四万八，我四万五，我三万，我做两个三万，我没有义务给你配套。

　　那么从有关的规定执行的情况，他是一个要求，没有做到怎么办？有没有制裁的硬措施？违法了没有？部门规章你违反行政规定，但是没有到违法那个程度，你怎么制裁他？谁执行？这就是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之间，政策之间的配套问题。所以我想现在有设施不够、法律不完善、经费没有保证、师资编制十分紧张，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中央反复强调的……

　　主持人：您感觉这个问题，可能每个地区具体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它面临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有一些共性的问题。现在尽管上面有很好的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您感觉遇到问题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

　　周洪宇：是认识上的不统一，执行部门不统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有的政策法律不配套。而且你要求两个为主，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您流出地那个地方的地方政府责任呢？你义务尽不尽呢？我凭什么给你承担呢？他们会说农民工在你那儿做事，给你创收，你就应该有这个责任，他说你的税收有多少？你的税收很小，基本上就用于你自己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消耗，你几乎就没有什么税收。

　　主持人：这个东西在国家推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以后，他的好多人头费是等于拨入……

　　周洪宇：03年我就提了两个建议，第一，农村义务教育免费，这是指在农村的，但是有一部分农村的孩子到城市以后他是要有教育指标的；那么在城市里面的贫困生怎么办，要有贫困生支持体系。

　　宋霞：刚才你说的这些政府的困难，比如你刚刚提到……

　　周洪宇：政府不是一个整体，是各级政府。

　　宋霞：其实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个背后似乎有一个前提是建立在这个城市没有真的把农民工，还有农民工子女放在跟城市本地人一样的地位上，就比如您刚刚提到这个地方城市本地人口很少，但是外来人很多，政府要不要投资来建设一个学校呢？我觉得这个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干活，你说农民工为城市创收……

　　周洪宇：我是说当有人提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有人提那个观点，我们要一种观点的综合平衡。

　　宋霞：所以现在整个城市没有真正把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放在一个城市真正的建设者的平等的地位来看，例如第二种要考虑的，比如那些名校，还是优先考虑城市人口，说先把那些稍微怎么样的学校分给那些流动儿童，可能绝对的平等是很难达到的，但从这些现象当中我们还是看到，农民工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之间的区别要平等还是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周洪宇：

教育公平是一个理想，是一种追求，也是一个过程。我在05年在全国人大提教育公平，后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我提得比较早，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现在所有的改革都要兼顾各方，我们要考虑改革的目标，考虑改革的承受力，你这个承受力你说还有城市市民的承受力，还有他的观念逐步转变，你不能让他一下城市的小孩和农村小孩完全一样，他有个转变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人，都是儿童，都是祖国的花朵，但是在现实条件下你要让市民改变这个观点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的。所以为什么名校现在还没有放开？他在紧缺的情况下要放开的话，所有的市长都要下台。

　　主持人：北京曾经有个特别极端的情况，有一年北京放开以后，对所有民工子弟放开以后，有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应该也列在范围之内，但当时我听说重点小学的家长就跑到校门口抗议，去示威，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孩子和民工子弟在一所学校，他认为这样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会降低这个学校的素质，非常极端这个例子。

　　刘艳琼：不过这是个现实，我觉得农民工一方面对这个城市提出要求的时候，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该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些孩子因为长期父母的变动，或者说岗位的变动，包括因为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确实有些差异，刚刚我们周代表说到这一点，虽然都是祖国的花朵，但是确实它的生活背景和起点是不一样的，他所接受教育的起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觉得相对的，集中对他们进行教育，可以说是对他们整个基点来说，或者对他们进入到这个城市教育的过程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事小学教育比较多年，他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根据他们的情况和他的背景去进行教育，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成长得更快一些。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本来是可以分担一部分政府的困难的，但是因为可能管理不到位，包括老师这一块，包括整个教材配套这一块，还有教育理念都不能跟上的话，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在图利的过程上做了更多的工作，反而会影响这个城市的形象。

　　主持人：其实这是一个政府责任的问题，既然如果取缔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话，你必须给这些孩子找一个出路，而且找一个出路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执行的政策，具体去做。您身份很特殊，您又是学者，又是政府官员，您觉得如果我们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哪些措施去促进它？

　　周洪宇：我们现在就学校来说呢，我觉得你还是要逐步创造条件，现在要出台一些有关的政策，要完善有关的政策。我们现在这一块政府要做的事应该说很多，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对于整个城市教育的发展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刚才我说了，对于哪些地方校舍要迁，哪些地方要拆，这个规划做得非常具体。第二，对所有做好规划的一定要有财力的预测，经费的预测，要做好这个预算。这个预算里面涉及到城市和区的，就是市本级财政和区一级的，这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分担。

　　因为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基础教育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以县为主，县就是区，可是当有些区条件比较差的时候，这时候市财政应该给予相应的财政安排，这里面就是经费的相应的补助问题了，这是经费。

　　另外第三个，就是在编制上要看哪个地方，像湖北中部地区恐怕要安排一些流转指标，这是要中央考虑的，这个不是县里面决定的，也不是市里面决定的，也不是省里面决定的，这种用于农民工子女学校要有一个安排，这个指标要争取。

　　至于你刚才谈的，要拆一个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建的时候，这就要做一个很详细的论证，同时拆与建，不管是拆的，还是建的，都要有专家论证，要举行听证，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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