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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应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监测体系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4日19:47 新浪嘉宾访谈

  主持人:每年在做教育预算的时候,不能光预算我这个城市今年有多少适龄儿童要上小学,我的学校有多少多少,你应该把即将进入你这个城市打工的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把他们也算在内,给他们一个预算?

  周洪宇:对,就是你那个区有多少打工人子女这个要纳入进去,现在有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农民工本身他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一个是从不同的城市流动到不同的城市,还有一个是不同区的流动,我今天上午在东城区,下午到西城区,那你说是东城区负责还是西城区负责,这就有一个对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的监测体系。另外到你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告知,这个告知就是可能要给你原居住地和现在居住地一个告知。

  刚才小宋说的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流动工子女家长怎么知道这个问题?当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不愿意把学生放进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信息扣留,不让他知道这个信息,从政府的角度应该想我还有哪些途径可以让他知道。我们想现代信息的流通是多种方式的,除了电视,家长还是看电视的,他也不是说都没有电视,电视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做重要信息发布的专项时间,可以考虑在一段时间里面,网络、电视、媒体发布信息,另外就是通过种种方式,家长之间的互相交流,我告诉某一个家长,然后你通知了,你要给我回馈,同时从政府部门来说,应该主动安排一些人到居住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家一户的,要有服务意识,特别是这些本身也是一个群体,他集中居住在某些地方的时候,只要他有居委会,居委会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凡在我这个居民区里面的我有告知的任务在里面,这就是要把居委会的职能要提升,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到这个家长,告诉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当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不愿意让这个学生出去,那么政府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要有一个交流沟通的问题了,校长无非就是想我的损失谁来补?

  从道理上来说我给你承担了这个责任了,本来这个地方学生也要上学,我也投入了这么多资金,盖了这些房子,可能这时候政府就要采取一种收买的政策,在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包括我们香港地区,他有几种资助方式,有时候是政府管理学校,有时候是私立学校,同时对私立学校采取资金支柱,我买了50个学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要跟他讨论,根据一定的价格给他收购,而不是说,对不起,你关门,关门之后怎么办?他的投入怎么办?所以我想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因素,但是一定要评估,不是你校长说我这个是投入一百万,我拿个发票来,上面填一百万就行了,所以这上面具体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一些细节都要考虑到。

  主持人:还有一个经费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孩子都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应该都是免费的,但流入地和流出地经费是不平衡的。

  周洪宇: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从流入地,刚才讲了,政府应该主动的积极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来,要安排经费,特别是区一级财政要安排这个经费。但另一方面呢,我也建议考虑到权利与义务平等的原则,流出地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你是国家级贫困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当你拿到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资金的时候你要转过去,所以我叫教育支票,你那个地方的政府补助你一个学生五百块钱的话,你就不能扣住这五百块钱,你就应该相应的到他流入地那个地方,就应该这样。

  但是这种制度的设计跨省比较难,在同一个省里面相对容易一些。所以我建议选择一、两个省,或者一、两个市开始做区域内的迁移的尝试探索。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某些极个别的流出地的县政府,不但不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横向通过教育支票转过去,他甚至还要收流出地的学生他的学籍贷款费,他说你高中还要到我这儿考,你的学籍还在我这儿,我不怕你不回来。因为我们现在高中这一块是没有放开的,所有的学生读完义务段,必须回到他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我们现在没有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制,因此高中阶段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没有这个责任,他的想法是你在我这儿读书,已经接受了比你在同等城市下同时间的学校的更高的教育质量的教育,你回去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你不需要在我这个地方参加考试,增加我这个地方的升学压力。所以我们遇到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今后义务教育怎么发展?是在实施12年义务教育之前怎么做,在今后实施12年义务教育之后我们又怎么做,在03年的时候我已经预计到这个问题了,当时他们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突出,我说不突出的问题不意味着它不是问题,我们还是要对没有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预测未来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从而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它。

  宋霞:周老师,刚才听你说考虑政府方面的难度,但我觉得如果咱们是一个流动儿童的爸爸妈妈,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政策怎么制订怎么执行是最有利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比如从校长那方拿到告知书这个途径被切断了,他们打教委的电话咨询的时候,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支持他们这个信息获取,这方面信息获取不行了,通过各方面了解到信息之后,我又要办五证,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我孩子能不能进公立学校,跟

房屋租赁,跟务工之类的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办五证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后来我去公立学校去,公立学校说他满了,但是我没有一个东西来核实他到底是不想收我呢,还是到底是真的满员了。就比如借读费,北京也说了不让收借读费,但是它会转换其他名义,家长交钱之后会给某一个证明,某某荣誉证明,或者家长会捐助一些办公用品之类的,这种东西要用什么来限制?

  周洪宇:这是办学当中的一种不正之风,不仅对农民工子女是这样,有的城市家长也是一样的,这个不能简单的看待这个问题,它是一种不正之风,是社会环境形成的。

  宋霞:这样收了很高的费用之后,这些流动儿童家长就会觉得公立学校是一个收很多费的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钱是不是该收的,没有一个部门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就会立马查这个事情。

  主持人:可能有些政府他的服务意识……

  周洪宇:现在学校有个什么问题,或者收了什么费,城市的也是投诉无门的,不光是对农民工的问题,是整个我们行政部门,他的服务意识,群众意识还没有真正建立,所以我想他是要在整个服务意识、群众意识真正建立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来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不是针对农民工子女特殊的情况。所以有些问题有待于整个大社会大的环境的变化,它是一个过程。

  主持人: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谈一谈就可以解决的,确实像周代表所说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观念的转变,意识的转变。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两位代表,谢谢宋霞同学,谢谢各位网友!

  周洪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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