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刊物面临经费困境 80后读者作者出现断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所有的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幅跌落，《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曾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150万份的记录，但近年来，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均已跌至10万份以下，各地的省级文学刊物更是步履维艰，省级刊物中大多数只有三五千份。在当今时代，文学期刊何去何从，它们存在的价值何在，政府到底该不该对它们进行补贴？

　　□ 本报记者 刘鹤翔

　　补贴＋自谋生路

　　自去年以来，每隔几个月，《青年文学》主编邱华栋都要给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提交一份财务报表。“《青年文学》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下属的9家杂志之一，实行企业化管理，每年都要计算盈亏。办杂志的成本一年大约是100万元，资金全部是总社投入的，总社只希望我们最好不要亏损。还好，目前，我们的收支能基本平衡。”

　　接手《青年文学》两年半，邱华栋从执行主编干到了主编。现在的《青年文学》变厚了，从以前的80多页增加到了现在的128页，定价也从4块5变成了8块，订数比2005年增加了1000多份，总发行量约17000份。“我们的发行量在文学杂志里算好的。绝大多数省级文学刊物都在1万份以下，不少地方才三五千份，更差的只有一两千份。当然，跟《十月》、《当代》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就没法比了。”

　　办杂志花去了邱华栋很多精力， “除了看稿子，常常要请一些作家开笔会、搞活动，比如找企业拉点赞助、外出采风，指望挣点小钱。”邱华栋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杂志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颁给了刘震云和史铁生，这笔奖金就是从企业那里跑赞助跑出来的。

　　要完成100万元的回本任务，做点广告也是必要的，尽管能拉到的广告不多。“什么商业品牌都可以，只要不涉黄就行了。像酒的广告就很好，文人爱喝酒嘛。”邱华栋说，《青年文学》的广告费不高，封三、封四整版也就一万多块钱。

　　给杂志创收是受到鼓励的。如果圈内人能给杂志拉来广告或者做活动，杂志可以考虑给有贡献的人发表点稿子。“给杂志帮忙的人一般都是写诗的朋友，我们会发一点他们的作品，当然，质量肯定要及格才行。这样的事情一年没几次，去年一年就那么两三个诗人，每人发了两三页。”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文学杂志都和烟、酒生产厂家进行合作，登广告，做活动。

　　记者电话联系上贵州《山花》杂志主编何锐的时候，他正在贵州的一家企业和厂长交流。“整个杂志社也就八九个人。”这位诗歌评论家出身的总编辑如今全部精力都投在这份文学杂志上，现在，他最头痛的问题是来稿质量，许多自由来稿的质量比较差，他们人手又少，每期的组稿任务都很重。

　　地处偏远，何锐在经费方面遇到的困难很大。“《山花》是贵州省文联主管的刊物，文联给《山花》的经费，一年也就十几万。办这杂志，一年要花七八十万，我还有六十几万的缺口。”面对糟糕的财务状况，何锐不得不自己去找办法，《山花》的经费80%来自贵州省内的企业支持。

　　1994年，何锐发起成立了贵州省企业决策研究会，亲任研究会的秘书长和法人代表，以会养刊。这个研究会对《山花》帮助很大，因为研究会会员都是企业，每年要缴纳会费，研究会可以赞助杂志。

　　《山花》不登硬广告，但何锐能从企业那里弄到不小的收入。《山花》由贵州茅台酒厂冠名，每期出版后，都会向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世界著名学府寄送杂志，为此，茅台酒厂每年掏20万元冠名费。同时，《山花》开了一个著名的名叫“双重文本”的栏目，中烟贵州工业公司旗下的黄果树画廊每年给这个栏目提供20万元的冠名费。

　　至于杂志销量，他已经不关心了，“发行的事我都不抓了，让邮局去征订，有多少是多少。”目前，《山花》的发行量大约在5000份左右，除了邮局这个渠道，每期《山花》有一两千份是企业买去的。

　　“80后”读者、作者断档

　　在圈内人眼里，何锐俨然是个“劳模”。《西湖》杂志副主编吴玄对何锐的办刊精神颇为推崇，“《山花》能够做到的，《西湖》或许也可以做到，至少以何锐先生为榜样吧。”

　　《西湖》目前的发行量是三四千份，吴玄给《西湖》定位是“新锐们出发的地方”。“我们致力于寻找新人，想把他们扶持成文坛的中坚力量。现在杂志从80多页加到了112页，三分之一的篇幅推出新人。

　　吴玄对《西湖》的前景仍然很有信心。“文学被边缘化了，这几年的纯文学比较平淡，但新人不断成长，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年纪，实力比八九十年代的水准要高。”

　　相比《青年文学》和《山花》，《西湖》在财务方面的处境更尴尬一些。“杭州市的市领导觉得杭州这样一个文化名城没有文学杂志不像样子，于是宣传部就给了一些钱。地方的杂志多数要靠政府资助，浙江的《江南》、《西湖》这样的杂志，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马上就会死掉。”

　　在前些年，国内的许多文学期刊都纷纷改弦易辙。吴玄告诉记者，2001年，《西湖》曾改名为《鸭嘴兽》，办成了综合性文化刊物，但办了一段时间就办不下去了。有的文学期刊改成了时尚生活杂志，结果也没有成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湖南的大型文学杂志《芙蓉》杂志推出了“重塑70后”栏目，为《芙蓉》赢得了声誉。接着《芙蓉》又推出了“点击80”栏目，把目光投向了新一代。

　　但和“70后”不同，作为网生代的“80后”很少有是文学期刊的读者。邱华栋说：“2007年之前，《青年文学》的校园版一共办了四年，几乎把“80后”一网打尽了，“现在‘80后’的成名作者基本上都上过《青年文学》，不过还是叫好不叫座，究其原因，校园市场是个过渡竞争的市场，而且现在的家长还不太希望孩子搞文学。虽然《萌芽》杂志搞了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了成功，但这个经验是别的杂志很难复制的。现在我们的作者队伍已经拉到了‘90后’。眼下我手头正要出的新一期杂志，已经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写的长诗。但这些并不不意味着杂志的销量会长。”邱华栋今年干脆把校园版停了，致力于办纯文学的杂志。

　　“现在杂志的来稿量相对少了，一个让我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作者年龄偏大。在《当代》30岁以下的作者都很少。”《当代》杂志副主编洪清波对记者说。

　　不过即使作者在这个年龄段以下，洪清波也觉得很难给杂志带来新的读者群，“也有刊物在做这个努力，《花城》、《收获》都开过‘80后’栏目。我问过他们了，他们自己感觉杂志的读者群没有明显变化。换句话说，你登了一些‘80后’的作品，‘80后’的读者并不会随之而来。除非你办成《最小说》那样的，专为‘80后’服务。”

　　另一个让洪清波不大满意的地方是‘80后’的文学水准，“30岁以下的这批人也在写，不过他们写的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就叫故事，特别缺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