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副主编洪清波：我们是文坛最后的门槛

　　□ 本报记者 刘鹤翔

　　现在文学质量没有变差

　　文学期刊发行量以后会更少，这是必然的，就看到那一步的时间有多长。至于《当代》具体的发行数字，我觉得已经没有说的必要了，不过我敢说其他人说的都是假话。国内的文学杂志，能自负盈亏的也就几家，我们是其中之一，加上《十月》、《收获》这两家，自负盈亏肯定是没问题的。

　　文学期刊发行量下降的原因不是文学不好了，以我们从业人员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文学作品绝对不比当年差，你想当年文学作品最热的时候火过一阵《班主任》，现在看来是多么粗糙。

　　很多人抱怨文学期刊不好了，是因为文学质量差了，我看不是。这就好比不能说现在的

　　我觉得期刊地位下降跟文学的好坏没关系，而是跟社会的变化有关系，跟人的审美、跟趣味的多元化有关系，跟大众文化和网络的兴起也有关系。

　　现在多少人在读书？连北京几个图书大厦的工作人员也在抱怨现在的人不爱读书，不光是文学书，什么书都不爱读。大家喜欢吃喝玩乐，喜欢上网、玩QQ，电影都不行了，何况期刊。

　　《当代》的稿费标准是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定的。在每千字50元的基础上浮动。在刊物发表作品一定是为了名而不是利，如果为了利就太不值得了。期刊还代表着文坛，你在文学期刊发了，如果圈内读者叫好，在圈外也会叫好的，也不影响你的商业收益。作家不在刊物上挣钱，只在刊物上扬名立万。

　　《当代》肯定不登广告，只登画家的画，一般也不登书讯。首先，没有任何广告公司和我们联系，说明我们这个媒体做广告不合适。

　　而我也相信这个媒体不好，读者群收入很低，只能做低档商品广告，广告能带来的产品销量还不够广告费呢。再说我们是双月刊，太缺乏连续性，倒不是我们有没有操守的问题，我们没操守也没人来啊。那些增高丰胸的广告，他们倒是哪都想登，可我们又不行了，毕竟这些东西和文学的关系太远了。

　　现在，杂志很少开笔会了，一方面和经费有关系；另一方面，能写作的作家，除非到外国去开，国内已经都玩得差不多了。更何况，一般的笔会，名作家是不会去的。

　　韩寒、郭敬明连诺贝尔的梦都没资格做

　　据我所知，如果政府不投钱，90%的地方刊物是不能自负盈亏的。当然，我们也很感谢那些期刊，尽管它们没法在市场上独立生存，但它们扩大的创作队伍，也让很多省内的作家看到了希望。不过，我相信各省的刊物将来都会变成同人刊物，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市场赢利。

　　现在要出书，抓几个80后作家，肯定能挣钱。但把这些人的作品放在刊物上不行，我们做过调查，传统的读者很反感80后的写作，趣味差别还是挺大的。说到底，我们抓到的细分市场也就这么一块，把市场都划进来不管用啊，还得得罪我们的“客户”。

　　至于说到卖书，80后的人能卖过贾平凹，但是谁承认他们是文学作家呢？假使将来中国有人能拿诺贝尔，也只能指望那批老作家，不能指望韩寒、郭敬明他们。尽管是一个梦，但他们连梦都没资格做。

　　圈内人从来没把《兄弟》看成是代表年度文学水准的作品，你看每次评奖都不涉及那篇作品，它已经被圈内淘汰了，圈内是不会拿发行量来评作品的。

　　现在文坛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奖都没有《兄弟》什么事，拿《兄弟》来讲文学的地位是没有什么说服力。它就是一本畅销书。余华并不是每分钟都代表文坛，他不是文坛风向标，至少在《兄弟》这本书上他不是，在写出《活着》的时候他可能是，但他现在不是了，一个人也不能老是那样啊。

　　(《财经时报》记者：那看来文学期刊和文学图书出版的标准是两回事。)太是两回事了。我可以说，读期刊的人更爱好文学，读书是高消费，读刊物的人相对收入低一些。

　　我们的杂志还有几万读者，我觉得这些人确实是文学水准比较高的人，或者说真正爱好文学的人，值得敬重。有这些人存在我们一点也不委屈，我们也很感谢这些人存在。他们还是穷人，前两年我们做过调查，我们的读者80%月收入在3000元之下。

　　说到这里，我更觉得提什么发行量没有意义了。书的发行说多了有利于销售，但对期刊没有用，该是多少还是多少，说多了或者少了，并不会有一个新的人群加进来或者退出去，读者已经关注我们多年，除非刊物办坏了，他们才不会读，他们对这个数字并不敏感。

　　现在文学期刊还有没有门槛？我以为眼下只有文学期刊还在守着这个门槛，出版社已经没有门槛了，网络更没有。对出版社而言市场是唯一的，对网络而言宣泄是唯一的。但期刊还有一个门槛，虽然这个门槛有所调整，但毕竟还存在。

　　可以说，在期刊发文章还是困难的事，起码你不能昂首阔步就进入了。它跟市场不矛盾，但还是有个标准。

　　当然，我想，设了门槛就有希望，没有一个门槛文学就彻底完蛋了。

　　《当代》的标准就是文坛的标准。当然，每个刊物都有个侧重点，国内的文学期刊存在了那么多年，少说也有二十多年吧，它们的标准始终存在。

　　由于有标准存在，也就能够让一些真正的作家还不至于和一些无名鼠辈混为一谈。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人群的划分，要是没有这个标准，岂不是把作家创作和网络日记混为一谈？所以我觉得，标准还得有，否则，期刊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

　　拿体制说事的人

　　完全是外行

　　韩寒曾说文坛是祭坛，圈子就是花圈，其实我觉得这肯定是激愤者之言。眼下，实际上真正能叫文坛的就是期刊，这几个文学刊物还可以让文坛存在。现在的写作，谁都可以写，谁都有权利写，写了甚至还很有号召力，但不叫文坛。

　　(《财经时报》记者：你如何看待前段时间的作协体制之争？)我觉得拿体制说事的人倒是意识形态色彩太强了，或者是一种僵化的人。

　　过去说的体制就是主旋律的意思，那你看网上，以及他们所谓的体制外有什么社会批判作品？回过头来看，从文坛走出来的作品，或者说经典作品，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一些作品，他们是主旋律作品吗？

　　那些拿体制说事的人完全是外行。

　　很多人都说我们《当代》是党中央的杂志，恨不得说成和《求是》差不多，那你去看看《中国农民调查》是哪出的？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对体制的痛恨。但现在这些人在体制内获得了多少自由？还拿体制说事，不是刻舟求剑吗？经典之为经典，肯定是批判了什么，或者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跟体制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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