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十亿国人的经济主张之储蓄创业

　　三、储蓄、创业

　　在过去的5年中，国内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在保持加速增长的态势，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16万亿元。如何“赶储蓄出笼”，鼓励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正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课题。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百姓的储蓄意愿开始降低，在“2007年计划三项主要支出”的选项中，“储蓄”排在基本生活、医疗、教育之后，名列第四，那么这个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次调查的数据显示2007年百姓的储蓄意愿不高，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印证“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结果，2006年全年，金融机构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同比少增1125亿元，同时，2006年第四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储蓄存款”的人数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3.6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百姓储蓄意愿的下降更多的在于回报率低，转向其他投资渠道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06年大概下半年10月份之后储蓄的增长比出现负增长，其实主要一部分是投资者以基金或者股票投资的形式分流到了

　　2006年，中国股市一扫5年的颓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大牛行情，新增投资者源源不断，然而“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我们却注意到公众对股市上涨的关注度却只有4%，而2007年表示要投资证券的也只占4.8%，均名列所在问题中所有选项的最后，与红火的股市形成了不小的反差。巴曙松告诉记者，这个数据其实真实显示了中国股市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真正的、有效的、活跃的帐户有三、四千万人，这也说明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处于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在居民储蓄里边的渗透力有限。”

　　家庭年收入4.84

　　2万元以下2.2

　　2-5万元1.93

　　5-10万元0.55

　　10万元以上0.17

　　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数据令人关注，按照居民的收入水平，年收入2万以下的被访者表现出对证券市场高涨的投资热情，竟然远远超过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被访者，两者相差整整13倍。巴曙松提醒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适当投资股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股票市场是一个投资的场所，当然你可能短期利润率比较高，如果有这种暴富的一种心理，它不得不承担投资的风险。而实际对于中低层收入群体来说，它最主要的这个金融资源的安排应该是，比如说是储蓄呀、债券呀、低风险的基金呀，保证基本的生活的安排，所以不要把它做为一个具有赌博性质的工具。”

　　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胡大源认为，还有众多百姓投资了基金，这也是证券偏低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基民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仅过去一年就增加了700万，基民队伍急剧膨胀，更是创造了上百亿元规模基金瞬间被抢购一空的世界奇迹。据胡大源测算，过去一年间仅新发基金就至少分流了5000亿元储蓄资金。央行发布的2006年第四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结构发生变化，基金成为居民家庭除储蓄存款外拥有最多的金融资产。在如何支出中，选择“购买股票和基金”的人数占比达18.5%，跃升至历史最高。

　　在2007计划三项主要支出中，创业(17.4%)排在汽车(11.9%)、旅游(11.9%)、证券(4.8%)之前，这个数据让胡大源非常感兴趣。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国际MBA中方院长胡大源：“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一种趋势，大家更敢于冒这个风险了，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们通常讲，机会成本最低的人，开始下海、创业，因为他失去的东西比较少，他对原有的东西留恋的低一些，现在那已经不一样了，而且进一步也说明我们这个观念的变化。一个是观念变化，一个是制度变化，现在鼓励这种创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就是有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已经比我们10年前、20年前应该说要改善多了。”

　　调查显示，农村人(22%)的创业热情更高，选择创业的比例比城市(17%)高5个百分点。清华大学社会人文学院院长李强认为，创业的成本相对较低，但在城市，很多人都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收入，生活相对比较安逸；另一方面，城市创业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创业的动力也自然会被削弱。

　　清华大学社会人文学院院长李强：“农村创业的比例都会高于城市，因为他的门槛低。”

　　然而同样对于创业，城镇居民和农民所面临的环境和各自的感受还有着根本的不同。小郭一家七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 如今在京郊一个村子里做早点生意。凌晨4点半，初春的北京还是漆黑一片，两口子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些年小郭两口子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农民从农村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创业打拼是多么艰难。

　　小郭：“被城管收缴三轮车，最多的3天没收了2辆三轮车，最后连买三轮车的钱都没有，只能不干了。最困难的时候，做生意连开张的钱都没有，我的两个老乡，一人借我几百，总算是把店给开起来。”

　　而一些歧视的眼光和不公平的对待，让小郭两口子倍感心酸。

　　小郭：“我亲眼看见，北京人在那卖西瓜，外地人在那卖水果，城管来了就没收外地人的，北京人的看看就走了。”

　　小郭：“外地人在北京干活，处处是困难，只要一出门就是困难。”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超过3亿人，就业问题正是21世纪中国农民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目前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城市打工创业，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他们创业的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我们到现在强调国民待遇，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财政体制不一样，地区差别，相当多的进城打工的人，他们是不被现在城市的公共政策体系所覆盖的，如果我们鼓励农民在城里打工就业的话，缺乏一套适合他们的相关政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更加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制定相关政策，来帮助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

　　另人欣慰的是，如今在上海，人们已经能够看到这样的政策正在逐步制定，2007年年初，上海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提出“有序设摊，卫生设摊”的管理办法，对路边设摊不再是简单地罚款清理，而是有效疏导，使城市设摊文化有序健康地存在和发展，尊重了创业者的生活需要。而对于留守农民来说，不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领域创业，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也应给予政策扶植。他表示，中央对农村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其中“放活”正是要鼓励农民进行创业增收。

　　陈伟鸿：“在针对农民的创业方面，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帮扶政策吗？”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我想过去有一个‘一号文件’，就是农民办个体户不得收工商管理费，但是我们许多地方可能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就是说我觉得农民‘放活’，农民富起来要让它创业，他务工是有钱，但是你要他富起来，要他创业，创业工商、防疫、质检、交通、运输这些部门不要向农民收费，我想我作为一个学者，我期望是2007年是减费，免费不收费，不罚款的一年，这样农民才能发展起来。”

　　四、教育

　　俗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舍得在孩子身上下本钱，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让教育成了中国家庭极为重要的一项开支。从“教育就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到“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我们看到了教育在老百姓意识领域的地位在不断提升，然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乱收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很多现实的问题，却也不断地刺激着每一个家庭的神经。在今年春节晚会上，一个由农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表演的节目《心里话》，让全国观众的心弦再一次被触动，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继续解决好农民工子弟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农民工子弟教育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农民工子弟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目前义务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

　　因为在央视春节晚会表演了节目，北京海淀区行知学校一夜之间出了名，这所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龚村。几排低矮破败的平房，泥泞不平的小路，一条垃圾沟的边上就是学校的大门。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学校校长易本耀。春节后刚开学不久，易校长的烦恼就来了。公交公司突然通知他们，租给学校接送学生的班车下周就要停运了。

　　北京海淀区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现在我们学校400多个学生的上学，成了大问题，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易校长说，自从05年拿到民办教学资格证，学校结束了9年多非法办学的尴尬境地。虽然课桌已经破损严重，地面坑凹不平，狭窄的教室里挤着七八十个孩子，但现在这样的办学条件已是十年来最好的。

　　但是，这些校舍仍然是临时的。看着周围的房屋一片片地被拆除，想着学校仍是居无定所，漂泊难定，带着学生搬了十几次家的易校长已是筋疲力尽。

　　北京海淀区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现在年纪大了，再也搬不动了，加上现在城中村越来越少，再也找不到平房，如果还要搬的话，学校只能就地解散。”

　　得不到财政投入的支持，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是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困境。而在这所学校上学的郭文雅遇到的问题，更让她一家人左右为难。

　　郭文雅今年11岁，和妹妹都在海淀区行知学校上学，每天，姐妹俩都要一大早步行和乘车30分钟才能到学校。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言谈之间总能感受到文雅的父亲那种迫切心情。

　　小郭：“一年可能在五千块钱左右，这大概占了收入的一半。”

　　小郭：“能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反正他只要好好念书，只能让他念书，不能让他下来干活，他只要能念得上书，尽量让他读书。”

　　这次调查数据显示，“教育”在老百姓2007年计划三项的主要支出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基本生活”。而农村人口在教育上支出意愿更是超出城市3个百分点，达到42%。

　　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这种现象就是反映农村人希望通过教育来使自己的孩子摆脱贫困，这样一种希望比城市人还要强烈。”

　　今年9月份，文雅就要小学毕业了，她面临着两种选择，在北京上初中，还是回老家上学。

　　文雅：“回老家还能便宜些，因为老家农村一些学校不用交学费。虽然北京那么好，但是如果因为钱的原因，那我会回老家。”

　　小郭：“我一个老乡来我这吃饭，他孩子在北京一所中学上初中，不算赞助费，这个费、那个费，一个学期就得六七千块钱。”

　　是走是留，这个摆在一家人面前的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大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老百姓最期待改善的方面，“教育”排名第二。徐永光认为解决基础教育关键是要降低百姓的教育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即便是现在提出农村要全部免掉杂费，这个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收书本费、住宿费、寄宿费，只是说对贫困的学生免掉书本费，城市现在基础教育还不是基础教育，城市还要收费。现在这种情况，和很多国家相比，老百姓在教育上的负担还是重的。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全国农村要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