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药价虚高其实是需求量虚高

　　杨澜：这次两会期间，钟南山委员也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如果现行的医药流通体制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只单纯让政府来压低价格，那就只会层层下压，最后负担又落在药厂身上。他们现在已经是微利生产，价格再低，就只能偷工减料，或假冒伪劣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其仁：这个分析有道理。所谓“药价虚高”，很多人说是因为中间“倒”的人太多。我们看国民经济别的领域，为什么别的领域“倒”不起来？是他们不想“倒”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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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药的需求为什么高？因为这个需求并不是凭你我的知觉就可以判断的，这种判断的作出依赖医生。可是医生这种帮助病人判断用药以及用多少的人，你给予他们应得的那部分价格了吗？所以要治本，就不能有那些不得当的干预和管制。

　　杨澜：卫生部已严令禁止医生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费挂钩，药价也已经连降了16次。

　　周其仁：事情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本”的问题不解决，命令的执行难度也会很大。最后民众还会问，怎么你天天讲的问题还没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这样下去，最后连执行部门自己的威信也搭进去了。治“标”我不反对，但有些治“标”的措施从“本”这个角度来看，根本就是反的。这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问题。

　　选择权越高端政府越不应该管

　　杨澜：老百姓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医保问题。您在研究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后，觉得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周其仁：各国情况不同，我知道的也有限。但用在中国比较好的思路是把各种机制综合比较，看是否能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组合。

　　其实我们现在多种医保手段都在用。第一种，是完全免费。比如公费医疗，由税收来替你付。现在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很少。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看病贵看病难，而是看病太便宜。

　　第二种手段，我们也在用，主要是从德国学来的。通过立法、社会强制来完成的一种保险机制。比如说正式雇员，雇方付一部分，你自己放一部分，然后形成一个账户，用它来支付医疗费用。这就叫合作医疗。

　　第三种手段，现在城市中也用，就是商业保险。这种保险方式现在所占比例很低，但发展很快。

　　所以中国的国情很有意思。全免费的手段在用，强制保险在用，合作在用，商业保险也在用。还有一个办法也在用，就是我扛着，生了病，跑到药店里抓一把吃。

　　杨澜：既然所有要素和手段在中国都有用，大家为什么满意度还是这么低呢？

　　周其仁：原因可能是各种手段都没有“恰如其分”。

　　比如说，我收入很高，但我享受全免费。这样以来，医生被占用过多，不能同时给其他人看病了。

　　德国模式也有麻烦，它要依赖于正规就业。也就是说你长期雇佣我，我们就可以长期交保险。但我们国家现在变化发展很快，有很多非正规的就业活动。所以强制保险永远有覆盖面的问题。人群越大，发病的概率才能分布到；覆盖面越小，风险就越大。所以做这个工作的部门现在希望扩大范围：中小公司、民营公司、农民工能不能也囊括入这种模式中。

　　当然，还有一种扩大办法，就是法国现在用的办法：从正规就业的人的亲属关系方面去扩大。比如，用我的保险，我自己的孩子也能看病。

　　每种手段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无论怎样，中心问题就是一条：所有资源都不是免费的，不管形式如何变，都要解决不同医保形式和人的行为的组合问题。问一问对供应医疗服务的人行为有什么影响，对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有什么影响。

　　杨澜：人们都希望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但是这些不可能都进入医保报销的领域吧。您觉得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周其仁：现在中国人对医疗需求的差异很大。有的人说我现在还有劳动能力，病一生劳动能力就没了；第二个说，我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再生病，好痛苦；第三个说，我这寿命已经很高了，能不能再延长一点。这是好多层次的问题，这种问题如果不分开处理，就搞不清楚。所以你要是问我的意见，我永远说这是一个比价系统。你让他去选择，这种选择权越高端，政府就越不应该去管。

　　杨澜：最后落实到政策制订上，您觉得有什么原则能在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条件下相对的合理？

　　周其仁：抽象的准则好提，具体实施很难。比方说，收入水平高的人为自己的医疗所支付的比例应该大一点。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收入很低，他生病就应该得到救助。但这个准则怎么实施要高度依赖于实践经验。一个外国模式不是贸然搬到中国来就能行，也不要贸然认为一个地方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能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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