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公益诉讼应成为营利工具(图)

　　中国最著名的打假英雄现在“两条腿走路”，一是做企业的枪手，收费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二是仍然做消费者的保护神，坚持公益诉讼。虽然人至中年，愤青本色从不改变。

　　特约撰稿 安库雷

　　两个王海

　　打了12年假，从毛头小伙儿到5岁孩子的爸爸，王海仍觉得自己“算是个愤青”，“整天火儿大”。

　　今年春节结束，他驾车从老家青岛返回北京，就生了一肚子气。高速公路山东河北界、河北天津界的收费站堵得老长，各花了一个来小时才通过。“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14个小时。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

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他说可能要到济南举报高速公路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打算先起诉航空公司，告他们收机场建设费。而春节前，北京一中院刚刚开审他状告如烟欺诈的案子。

　　这只是一个王海。

　　另一个王海呷一口咖啡，略带点坏笑，摘下墨镜的眼睛瞟向窗外的人流，“我们就是给人家当枪使的。”采访两个多小时，这句话他讲了三遍。

　　“枪杆理论”并不新鲜。2006年4月，有人在他的博客攻击他，“你就是一杆枪，给出钱的客户攻击竞争对手用的；心里有鬼从来都不敢摘下墨镜，打着我们消费者的旗号，假装正义凛然的骗子。”

　　王海立刻出来反击：“企业之间互相监督，有什么不好？如果企业之间都找枪手把竞争对手的毛病揭露出来，受益的还不是广大消费者吗？做一杆枪，参与行业自律，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这人可悲又可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有些人的观念还这么落后呢。”

　　他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两项工作，其一是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其二是扮演“讨厌律师”和志愿者的角色，或代理消费者起诉各种不法商家，或主动找企业的非法问题(主要是欺诈行为)采取行动，有时候是非营利的，有时候也可以得到收益……

　　“非营利组织和讨厌律师的发展都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峥嵘往事

　　2006年6月，“王海热线”作为非营利部门，正式从他任执行董事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划出，王海开始“两条腿走路”。此时，距他1995年在北京第一次依据“消法”第49条的规定，购假索赔受挫已有11年零3个月。距他的大海公司正式开始办公，也有了8年零10个月。

　　“当时看他，就是一个淳朴的山东青年啊，表面看不出睿智的样子，但是很‘杠头’。”1995年率先报道“王海现象”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说。

　　当年10月，这“杠头青”二度进京城打假，一周之内获赔8000元，到11月，他在安定门某商场购假付账时，已有收款员认出他，并提醒售货员：“小心！别让坏人钻了空子。”

　　随后，中消协与中国消费者报举办研讨会，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专家何山等人力挺“王海现象”。

　　“消法颁布了近两年，终于冒出了个王海。”何山感叹。此后，媒体纷至沓来，王海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墨镜也随之寸步不离身。

　　1998年，王海“打假英雄”的声誉达到顶峰：在上海与访华的克林顿夫妇对话，并被克林顿称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1999年算是一个转折。因为揭露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他被这家公司及其“伙伴报纸”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一时间，“黑吃黑”、“王海疯了”之声不绝于媒体。

　　2000年，王海宣称个人打假“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个人打假索赔，旋即又引发

地震：打假盟友刘殿林等公开与其“割袍断义”，因为“王海要扼杀‘王海现象’了”……

　　如今，刘殿林等也走向了公司化打假，接受客户委托，做一个调查“几十万很正常”。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是误会，并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王海为老师。

　　王海则直言，个人打假仍有可为的空间，但打假者、维权者面临的环境在恶化。

　　“经营者利益集团在变强，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不正当利益写进法律，而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则是缺位的。”他说。

　　他认为消协也是利益导向，“连‘3·15’标志也要收钱。”

　　那王海自己呢？

　　“我们分两个部分做。”他说。公司这部分，主要是当客户的“枪手”，为客户创造价值，王海热线这部分，则是非营利的公益行为，现在正艰难地为注册成NGO寻找“婆家”。

　　事实上，自大海公司1997年正式办公起，非营利部分就一直在做。“但和营利部分混在一起，容易被质疑。”王海说。

　　质疑不是没有。2005年年初，王海代理消费者起诉“南极人”，指其

保暖内衣保暖率与标明不符，涉嫌欺诈，而“南极人”老总则公开指责王海为“商业黑势力代表”，并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王海，随之王海又以同样的诉由反诉。

　　就在公众以为双方已剑拔弩张之际，王海与“南极人”却在一夜之间双双撤诉，理由是检测仪器差异，“误会了”。

　　媒体当时就提出质疑：打假者与打假对象之间到底达成了怎样的妥协，进行了何种交易？更有人断言，从打假到假打，王海完成了从英雄到小丑角色的转换。

　　王海则对记者说，这种质疑有些求全责备。“撤诉并不影响我们希望达成的效果，毕竟暴露产品缺陷的目标已经实现。”

　　不过他也承认，自己有时作为客户的代理人，有时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的确容易让公众乃至媒体混淆。而当非营利项目要“打”的对象，恰巧是公司客户时，利益冲突就来了。

　　他回忆道，前些年曾与媒体合作揭露某著名保健品的虚假宣传，而该公司正好是王海的客户。王海的选择是，悄悄为媒体提供材料，成了“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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