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从来就不是一个雷锋型的打假者

　　“自由不是免费的”

　　“王海从来就不是一个雷锋型的打假者，该谈钱就谈钱，从来不拿公益做遮羞布。”已经和王海成为朋友的张倩说。

　　王海本人则对公益诉讼在中国“只能收获一些名声”感到遗憾。“公益诉讼应该成为一种营利工具，这样才能鼓励更多人参与。”

　　他对记者说，美国有一种专门代理小股东起诉上市公司的“讨厌律师”，专门挖企业的漏洞，再发起集团诉讼。每个人获赔很少，但加在一起就很可观。

　　但法院却往往不接受集团诉讼。1997年，他向

水货手机“宣战”，代理了400多个消费者，只能一个个开庭，“当时我和我们的律师，简直就是在法院上班”。

　　到2006年，这样的尴尬仍在重复：王海告SP欺诈，结果由于标的过小，法院干脆就没给他立案。

　　他说自己最希望做组织维权。一个是公司，一个是推动成立更多的消费者维权组织。“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组织化上的力量不能弄得过分悬殊，不然怎么能和谐？”

　　与“我们就是给人当枪使的”一样，“小的权利不主张，大的权利也会失去”，也是他反复提到的一句话。

　　他看到

高速公路上那些被堵的司机，很多人一脸漠然，“他们没有尽到公民的社会责任。”他一边点评，一边解释，他说的“社会责任”，含义与官方的不同。

　　“官方说的社会责任，可能是叫你老老实实、听话，我说的则是如何积极地建设国家，让不好的地方变好。”

　　“中国人，让啊，突然进入公民社会，突然获得了权利，很多人不习惯……”

　　维护经济权利必然要求政治权利

　　说到“自己的问题”，王海还有话说。

　　“讲社会责任，最关键的还是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要得到保护，”他略微停顿，“比如总批评中国人爱闯红灯，但为什么没有人说公民在红灯前的公平权没有得到保障？有些车它闯红灯就没事……不是说交通规则不可以有特权，但你一定要说明这种特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2003年初，王海去到深圳，作为嘉宾与当地40多个小区业主在华联大厦开会，讨论成立业主委员会联合会，结果，回去后两三天，所有与会业主都被警察或者“维稳办”找去谈话。成立联合会的计划随后亦不了了之。

　　“整个大环境不好，”从2000年就开始在

房地产领域维权的深圳业主江山说，“政府对业主维权，即使不支持，也别打压啊。”

　　“不过维权就是要付出代价，现在想着天下掉馅饼、想搭便车的人太多了。”他把王海以及自己的这种维权努力称为“毫米推进”。

　　王海则总结：政府的“家长心态”太重，什么都要管，不把公民当成年人看，“把所有人都当小孩”。

　　同样是2003年，王海高调参选区人大代表，不成想名字还没登上选票，“就被‘酝酿’掉了”。2006年，王海则因“时间仓促”没有参选。“等下一拨吧！”他说。

　　语气并不肯定，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侃侃而谈“假如我是人大代表”——

　　“现在的公民智慧都在浪费”，所以“首先想提建立纳谏机制的问题”，“任何人给政府提的建议和意见，只要有事实根据的，都应该得到回应，采纳与否应得到说明”；

　　“好多老大难问题，一些简单的小办法就可以解决”，所以，“还想提依法行政的问题。政府现在光收文不给回执，一旦它不作为，你就没法告它，这样外部监督就失灵了……比如我在打假中遇到的地方保护，无非是我举报你不查，假如规定回执制度，你不查？我回头就来告你！……依此类推，很多事是很好解决的。”

　　12年前，张倩采访王海，王海说要成立商务调查公司，她当时就想：“这东西还遥不可及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把王海的“最终目标”写了下来。

　　12年后，张倩颇有感慨地说：王海的观念从来都是超越国人的。而王海自己，这杆枪舞得理直气壮，并且越舞越远：他还准备邀请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专家到中国来，给记者们讲课，培训记者“如何安全地调查取证，增加工作严谨性，避免被诉的风险……”

　　“给我们培训？”记者问。

　　“对啊，记者也是消费维权的参与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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