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是转型成功原因之一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世界都羡慕的，这种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但高储蓄低消费又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出口，这叫“过度的储蓄”。要理解它，首先要理解中国过度脆弱的社会保险网，中国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入也少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低于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强的社会保障网将有助于提高消费，这一点对于农村特别重要。

　　另一个提高消费的办法是要改进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继续加强。这中间要警惕的是，剥削性的金融机构和坏的破产法对社会产生的负作用。

　　在投资方面，中国现在更要强调的不是投资水平，而是有效配置。现在最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短期的冒险行为，他们是以个人短期收入为目的，特别是一些为了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这种短期行为带来了糟糕的投资形式。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现在可以、也应该改变了。

　　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

　　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不一致，所以，中国要建立自己独特的创新体制。创新是内生的，政策是可以影响创新的水平和方向的。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是中国的“

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设计的内容就包括一种更具有创新的市场机制。西方的机制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扭曲也很严重。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放在广告上，而更少的资金放在研究上，且研究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在挽救性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健康的药品上。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垄断者以垄断权，这对创新有时是有压制作用的。

　　世界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一刀切”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于美国，也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实际上，美国也逐步认识到其知识产权制度对美国也不是那么合适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更多地鼓励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使人们使用知识。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体制对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合适，国情不同、历史不同，目标也有所不同，对所有产权制度都是如此，这包括知识产权。要强调这些产权的局限，责任和权力的平衡要适应国情、历史和每一个国家的目标。

　　在此我要强调一下信息对一个国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对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好的会计系统，还要提倡并鼓励信息公开。我曾分析过以期权作为补偿的激励体制实际上提供了扭曲的激励。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经常没有合适的信息来做决策。私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合适的激励来提供扭曲信息或者隐瞒部分信息。美国与

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信息造成的。这提醒我们信息来自多重渠道的重要性。活跃的、有责任的媒体在这其中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它给予人以各种信息的接触权。国际上也日益认识到要通过自由信息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再谈一谈“摸着石头过河”问题。这句话反映了中国在转型期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也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过河”已经过了一半了，对河岸那边已看得更清楚了。很明显，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各种市场模式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谓“自由市场模式”是非常极端的，事实上，也没有被真正采用过。美国极端主义者提出社会保险私有化，就受到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每一个国家对产权都有很多的限制，并且要求产权者要尽一定的责任。中国现在已认识到，其选择的模式是可以不同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

　　(本文由记者陈建利据斯蒂格利茨教授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稿翻译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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