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卷烟厂征地调查:村民称政府只维护企业利益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云南大理

　　“我一直不能理解的事情是，政府就是不帮我们，而是拼命帮烟厂。”文献村民孙继忠说，“既然政府同意烟厂征用我们的土地，并在其中负责拆迁和赔偿工作，为什么不维护我们农民的利益，而是维护企业的利益？”

　　拥有1000多口人的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文献自然村位于城郊结合处。除了大理市区的不断扩大逼近，2006年以来比邻而居的云南红塔集团大理卷烟厂更是把厂房建设的触角伸入他们的土地。

　　由此，这些年遍及神州大地的征地拆迁“故事”再次在云南上演。

　　三块土地三种价

　　2007年3月，已经有两处大理卷烟厂厂房正在以前文献村的土地上紧张建设中。而相关资料显示，大理卷烟厂每年提供的财税占整个大理州的30%，属当地纳税户之首。

　　“我知道村里有些人对征地是不发表意见的，但是我有话要说。”文献村老年协会委员孙光华说，“这些土地被征走可以说是政府强迫的，我们根本不能抗拒，原来我们村里也希望自己在这些土地上建盖农贸市场赚钱，但是政府不批准，最后把土地征给了烟厂使用。”

　　孙光华表示：“我是老共产党员，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还是要支持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的工作，问题是最后我们发现政府在土地赔偿资金上做了手脚，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

　　村小组长李子贵则说：“文献村此次被烟厂征用的3块土地共计234亩(不含道路用地)，据我们了解，大理卷烟厂按照每亩35万的价格拨了赔偿款到下关镇政府，但是镇政府却没有把所有的钱赔给村里，中间差不多有4000万元不见了。”

　　相关资料显示：第一块土地110亩早在2002年就以每亩10.5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下关镇政府，2006年又由烟厂以每亩35万元征用；第二块50亩土地2006年以每亩35万元被烟厂征用；第三块97亩土地价格仅则为每亩13万元。

　　由于烟厂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就详细的财务收支报告进行公示，许多村民一直抱着“其中肯定有猫腻”的想法。事实上，对政府利用征地机会牟利，文献村村民中有着广泛的共识。

　　但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234亩征地，大理卷烟厂的确全部是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拨付政府的，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赔偿，之所以会出现第一块和第三块土地价格低于35万，是因为扣除了我们在当中的各种基础建设、拆迁费用，以及各种必需的规费和手续费等。”他表示，下关镇政府在此次工作中，不但没有“赚钱”，相反“亏”了1000多万元，平均每亩8至10万元，“但是为了纳税大户大理卷烟厂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政府愿意承担这样的亏损”。

　　“政府不可能亏，只可能在当中赚了钱，现在还有谁会做亏本的事情？”李子贵坚持认为，“政府必须把钱的去向说清楚，把其余的钱还给村里，既然他们做事情不透明，就无法让我们相信。”

　　分析目前的征地拆迁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矛盾时，其实几乎都可以将落脚点放在补偿标准上，“农民只能将土地卖给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补偿标准又非常低”。中国各地以往大量征地事例表明：所得征地拆迁款，常常是地方财政分得一部分，政府官员从中掠走一部分，实际分到农民手中的钱非常少 ，这种土地征用、拆迁体制实际上为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针对这种情况，有村民说：“如果政策允许烟厂直接和我们谈价，而不要政府参与，很多事情就会简单明白多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用地的人不能和卖地的人联系，中间还隔着政府。”

　　政府的角色

　　文献村委会主任苏正云说：“此次征地事先已经征得村里95%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进行的，可以说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现在不断向外反映的毕竟是村里少部分的人。在政府和企业需要用地，政策批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要等人人都同意，那基本什么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至于在此次征地中出现的一些矛盾，苏正云认为政府有自己的难处，同时政府并非没有为村里做事，比如在村里重新建盖的“文献完小”就几乎投入了200万元。他说：“征地既是企业的需要，也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老百姓有时候是必须做出点牺牲的，否则大理就无法发展了。”

　　据了解，烟厂征用了文献村的土地后，村民曾经要求把本村村民安排作为烟厂的临时工或合同工，改善水利道路建设、资金补助等要求，但是现在也没有落实。村民所提出的完善村民的

　　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老百姓总是有机会抱怨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赔偿不够多，我觉得除了对相关工作意义认识不足外，国务院施行的《拆迁条例》也有明显瑕疵。比如对拆迁人义务规定了许多条，而对被拆迁人的义务仅有‘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半条，明显不对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拆迁工作难以圆满完成，而且经常发生纠纷，作为政府具体工作人员，我们也经常感到为难和困惑。”

　　目前，大理官民双方明显已经进入一种“相互不理解，互相不信任”的胶着状态：民指责官克扣、霸占群众利益；而官也抱怨民没有大局和公共利益意识，甚至出现大量“依靠拆迁发财”的“刁民”。现在，大理甚至还流行着“要想富，做拆迁户”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尽管是土地的最终使用者，但是几乎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直接面对媒体对征地纠纷的相关询问。例如大理卷烟厂有关人员就表示，征地工作是政府做的，他们已经按照规定支付了所有费用，产生的纠纷他们既不知道也没有责任，那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问题。

　　事实上，征地、拆迁及赔偿工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处理好相关的利益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似乎也难以摆脱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