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松看日本：别让愤怒遮蔽了眼睛

　　人们慢慢会感受到媒体这支力量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强。

　　撰稿／张 静(记者)

　　“这次的节目和往常不同，任务重、风险大，有关国际关系的大事。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纠葛由来已久。从抗日战争算起70年了。如果追溯到抗倭、甲午战争那就更长。所以采访过程中，语句要谨慎、形成文字材料，字句要推敲斟酌……”

　　3月5日上午9点，《岩松看日本》报道组一行登上了飞往东京的航班。一个半小时前，白岩松接到母亲发来的短信，长达两屏、字斟句酌。他说：“我们娘俩从没交流过这个问题，你想她一个人琢磨了多少天。我妈是历史老师，连她都这么担心。那一瞬间，我感觉压力更大了。”

　　白岩松没给旁人看过这条短信，他是个不太喜欢谈私生活的人。面对《新民周刊》“竹筒倒豆子”，是因为看日本之行让他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

　　“先把爱和恨放到一边”

　　新民周刊：《岩松看日本》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近些年来第一次派出阵容如此强大的队伍前往日本进行范围如此广泛的新闻采访活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作为中央台，肯定是带着任务去的。

　　白岩松：日本媒体也问过我：“是不是温家宝总理要访日，政府派你们来的？”我说去问问你们外务省中国科的科长(现已调至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和NHK电视台的原田诚，去年3月份我是不是找过他们，用民间的力量推动这件事情？

　　这是去年1月份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日本是一个我们以为很熟悉，其实却陌生的国家。就像在日本开车、看报，路牌、报纸上的文字大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但放在一起却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需要去了解，先把爱和恨放到一边。”

　　新民周刊：去年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最僵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动议？

　　白岩松：既然日本这个邻居永远不会搬家，注定隔海相望，我很不愿意看到这种僵局持续下去。

　　去年年底日本安倍首相到访中国的当天，我们都预感到《岩松看日本》应该成型了。媒体当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寻找到最大的影响度和获取最好的采访机会。如果没有这个契机，我们也没有一个出发的机会。

　　新民周刊：为什么人们会把《岩松看日本》与政治做种种联想？

　　白岩松：来自日本的误解让我痛感它对中国媒体30年的变化和发展太不了解，或者说它太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了。国内的误解可能来自于我们对日本不愿意了解，或者带有某种情绪等等。但是我认为人们慢慢会感受到媒体这支力量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强。

　　新民周刊：节目制片人刘爱民谈到过：“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又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如果对自己的邻居连客观、勇敢地正视它的勇气都没有，那是非常大的问题。”

　　白岩松：王毅大使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我在意的不仅仅是‘看日本’，更重要是展示中国媒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有一种大国平和客观的胸怀和眼光去报道世界，中国应该给世界这种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像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一下子进入了蜜月期。谈着谈着发现彼此门不当户不对。分手不说，似乎反目成仇，整整失去了5年。失去的过程中大家开始慢慢冷静下来思考：我们能不能不谈恋爱的同时也不做敌人，学会正常相处、有所克制地往前走？什么是眼前的情绪，什么是大的利益？不能因为愤怒，就让它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我觉得这涉及到我们一个战略的问题。也许这个节目的重要性5年后再来看要更清晰一点。

　　新民周刊：王毅大使说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在欧美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媒体是有一定偏见的，包括日本人经常说中国媒体就是整天在反日宣传，煽动民众对日本的仇恨。但他这次对《岩松看日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来自日本的反响如何？

　　白岩松：这个节目看日本的同时，也成为日本老百姓看中国的一个窗口。日本媒体经常问我：“请问你会把拍摄到的内容怎么向中国观众报道？”我明白潜台词：“你会客观吗？”我们这次令日本人觉得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非常客观，这本身也在改变他们的固有看法。

　　我举一个例子。鹿儿岛有个纪念神风特工队的和平会馆。就是当初一些日本年轻人坐上战斗机之后去轰炸已经进入冲绳的美军。这个会馆充满了对感情的表达，展现他们如何跟亲人诀别等等。

　　那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去拍摄，日本有三家电视台采访我。我很坦诚地交流：“我充满了理解，更多的是遗憾。在这里面，我看到你们对自己生命的关注，但是没有对别人生命的关注。我看到了你们的情感，看不到对与错。这个会馆其实是一张试卷，取决于你参观完了走到门口如何给出答案。会馆前面有一个为和平祈愿的钟。如果你走过去敲响和平的钟，祈祷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上演，你答对了。如果你走出这里，感慨这就是“大和魂”，我觉得就是错误的答案。我相信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会去敲钟。”我最后的话他们播出了。第二天NHK国际部50多岁的主任泽先生碰见我说：“我昨天晚上看到了你，有几段话说得真好。”

　　“看得到日本，照得见中国”

　　新民周刊：这个专题中“学日本”的特点比较明显。在“防震减灾”专题末尾，主持人会总结说：“他们的宝贵经验，值得处在

　　白岩松：我们的节目分为人物专访和专题两大部分。人物专访我一定要听到日本各界的声音。而专题必须是一面镜子，看得到日本、照得见中国。考虑做这些选题，是因为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日本的交通问题如何解决？产业工人对于中国来说又面临一次断层，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工人？我设计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选题与其说是岩松看日本，不如说是岩松看中国。

　　我觉得中国在走向大国的路上最重要的因素不在经济，在大国性格的塑造上。这是中国媒体下一步的责任。

　　新民周刊：你对日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

　　白岩松：老年人问题。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20%，而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1%，有1.44亿，超出了日本的总人口，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七位。中国现在就有点应接不暇了，但日本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新民周刊：我看到在日本的职介所里，专门设有老年人就业的柜台。

　　白岩松：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日本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并对他们的经济给予适当的补贴。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老年人就业的第一要务不是钱，而是“我还被社会需要”。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退休的时候还很健康，余下的几十年怎么过？现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平均寿命已经到了80岁，中国人将来怎么养老？

　　新民周刊：虽然近一二十年中日文化的交流非常缺乏，但是在时尚、动漫、影视剧等领域，日本是在“玩命地”影响我们。但这些内容在你的节目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白岩松：没错。我当时去做BAPE的时候还犯嘀咕，只听说它是日本最前卫、最代表街头文化的。回来一问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全知道：“不就是那个猴头嘛。”其实时尚的内容我们做得非常丰富，最后还是狠下心来把它压缩到了10分钟，而把环保变成了两个20分钟。

　　新民周刊：你在日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白岩松：细节，无处不见的细节。我们去采访铁臂阿童木的创作室，路过城乡接合部一处荒废的庙，那里有一个极其简易的厕所。我问司机要手纸，司机说里面一定有。我走进去，赫然看见刚刚换了不久的新手纸。

　　日本是一个很细致的国家，它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到了让你感动的地步。

　　就像我们去日本的“我孙子市”，垃圾分成了17种。家庭主妇拿着垃圾过来，会把瓶子拧开，瓶身放一个地方，瓶盖放一个地方，瓶子是洗干净的。我们拍摄快结束的时候，看到一位妇女推着车匆忙走过来，拎着两袋垃圾在分好的垃圾堆里开始找，过了一会儿又拎着垃圾回去了。我们追上去问为什么，她说来晚了，这种垃圾已经被垃圾车收走。他们的垃圾一般是一个星期收一次。这位妇女说或许她可以去其他社区问一下，更大的可能是拿回家里再放一星期。

　　日本的垃圾分类做了26年。刚开始也是一塌糊涂，后来循序渐进，由3种，逐步扩大到5种、7种，直到17种。所以有机会我当然要放大这些细节。哪怕10个人中只影响了一个。我觉得中国慢慢在变。中国前28年的改革是粗线条、物质性的阶段。从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到软件和细节的改革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