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镜头之制度反思：改革高考制度尚无标准答案

　　- 木 子

　　紫竹院畔，有一座京城闻名的住宅小区世纪城，因其紧邻大学区，成了北京很多高校教师青睐的居住地。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斌教授也在此购置了自己的温馨家园，记者和他的会面便约在了附近的咖啡屋。

　　高考，成就了一代人 也桎梏了一代人

　　作为一个亲历高考而今又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幸运儿，刘斌感慨良多。

　　“我是山西朔州人，高中毕业后，我的课业虽然优秀，可因为家里的成分不好，根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能在县城学校做一个民办教师。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人生可能也就按部就班地在家乡像我的先辈那样继续着。高考，让我有了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以说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感谢高考制度，它在30年中为社会选拔培养了众多有用之才，它的历史意义无可比拟。但我仍然要说，30年了，这一制度已弊端凸显，真的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了。”

　　刘斌说，高考指挥棒下的现行教育是失败的，素质教育的缺少已是社会的共同认知。前几天，一个家长拿着自己孩子的简历找到刘斌。家长非常苦恼，他的孩子在高中期间就有了多项国家专利发明，想报考理工大学，但在高校自主招生中，有音乐、体育、文艺特长加分，却没有专利发明加分。家长疑惑：像理工大学这样的理工科院校需要的不正是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学生吗？素质教育已经实施很多年了，其主要难度就是考试制度。高考指挥棒不改变，“惟分数论”的培养人才模式不改变，中国的素质教育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能力的培养，它鼓励学生们在轻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各人的特长及想象力，而我们仍在为应试进行着知识教育。课程改革再科学，知识结构再合理，它仍然没有重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一遍一遍地做题、练习，却从不在能力培养上，在拓展型思维上下功夫。这就无怪乎我们会有中国为何欠缺获诺贝尔奖人才的困惑。要知道知识转化为能力是需要过程的，它需要学校的培养。

　　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将自主权回归高校

　　高考制度在争议中变革、发展，从一年一考到一年两考，从全国一卷到全国多卷，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持续高涨，如何改则成了社会关注的共同话题。2006年12月，“教育部欲将一次高考改多次”的消息上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网民们群情激昂，认为教育部此举非但不能改变高考的残酷本质，反而会加重学生、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的负担。

　　刘斌也是改革高考制度的支持者，他认为，高校扩大自主权相对而言是最为合理的。高校自主权不仅指自主招生，而且招生的规模、考题的难易程度由各高校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不同高校单独命题，考试内容可以根据学校的特点来决定。

　　可以设想一下，每年设一个考试月比如6月，各高校在这个月的不同时段进行考试。北大、清华、政法大学、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同一级别的学校可以单独也可以联合进行。不同级别的学校可以错开考试时间。考生自主选择报考哪所学校。

　　这样考生即使在北大的考场没发挥好，他也还有机会在清华的考场发挥好。拥有多次选择机会对考生而言就是最大的公平。这样的改革也是可能的，现在已在实行各省分卷，那为什么不能由高校自己出卷。高校本身就是独立办学的主体，考生最后进的是高校，非社会上的某一职能部门。当然，考虑到地域、民族等的差异，学校可以统一划线，也可以给落后地区下划几个分数段。这就是学校的自主权。可以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先进行试点。

　　高校需要的是社会的承认，而这样的认知需要高校在声誉、生源、教育、课程体系等方面拥有自己的特色。但目前的高考制度则完全限制了高校的特色发展。像政法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完全可以由别的法学院来代替，何必一定要设置政法大学。

　　头痛不能只医头 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提升国民素质

　　最近有报道说，因为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很多县乡的中学开始出现学生流失现象。刘斌非常忧虑，他认为这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行为。多元选择是必须的，但社会不要轻言提倡国民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对国家的振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所好的大学，它的氛围和精神将影响学生一生的思维和处事方式。

　　2007年1月30日，是政法大学一年一度的自主招生日。作为评委之一的刘斌教授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高校招生要秉持怎样的理念？高校教育到底要给学生什么？

　　为适应社会需求，中国的高校教育选择了大众化。1999年教育部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力求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15%，这一目标2005年已经超越，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北京、上海等城市超过50%。这是各高校为缓解高考压力和创收，争相扩招的成果。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规模扩张和质量控制是不可调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程度越高，教育质量就越不可控。在这样的扩招狂潮中，政法大学始终没有加入其中，就是因为它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要稳步发展、培养精英研究型人才。

　　政法大学还新设了人文学院，初衷就是因为，政法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最初几年的工作态势都很好，可发展的后劲却不足，为什么？欠缺厚重的人文底蕴。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却重视不够，反倒对外语重视过度。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刘斌很感慨，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博士生中文底子太差，论文连句子都说不通，这不光是刘斌个人也是很多大学教师的共同感受。除了专业，学生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外语，外语不是不要学，但它就是一种工具，可我们的教育却把工具当成了目标，本末倒置。像文史哲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提升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最基本的基础知识结构。但现在的高校却普遍忽视。试问，一个高校培养出来的研究人才连母语都用不好，外语说得再漂亮不也是可悲的吗？

　　刘斌认为，这种不正确导向也可以朔源到高考制度。高考制度本身不改变，教育机制以及教学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只一味地要求学校教育创新，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充其量只能是一些枝枝叶叶的改变。

　　点评：科举、辫子、小脚，这是国人在一百年前反封建的三大具体目标。辫子易剪、小脚好放，然而科举到今天也似乎并没有完全废止。现行高考制度在内容上虽与历史上的科举取士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形式上也几乎是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翻版，而且我们的东邻日本等亚洲国家也有全国规模的招生考试。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之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说明考试有其合理内核。三十年来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高考作用和内容的不断演变，整个基础教育领域和几乎所有的老师学生家长陷入困境。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千千万万张嘴都有发言权，都可以发表千千万万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改革命题，然而所有的命题一旦进入论证和实施阶段就变得非常复杂和艰难。比如，从理论上说，完全自主招生有利于扩大高校自主权，但实际上命题、考试和录取过程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比如，从理论上说全国一条高考分数线最公平，但实际上这样将使边远贫困地区的许多学生因此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比如，从理论上说一年多次考试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实际上一年一次的考试已经让许许多多的家庭和孩子疲惫不堪。

　　其实作为高考一种考试形式，无论如何改革，其自身实在不能完全承担起为实现我们民族伟大复兴而挑选栋梁之才的重任。说到底，高考充其量就是一次水平考试加选拔考试，我们实在不应当让高考承担得太多太多，尤其是不能用高考来甄别人群的精英与平庸、来决定孩子的止步与发展。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作出过伟大贡献的名家巨擘，并不是在八股文中妙笔生花的状元、榜眼、探花之流。“一考定终身”不是高考之错，而是我们的选才用才制度有严重弊端。高考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真正建立公平、公正、民主、科学的选才、用才、成才体制和机制。当然，我们希望高考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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