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游商生存现状调查

　　京城游商生存现状调查

　　繁华的马路边，卖糖葫芦的、摊煎饼的、卖水果的……好不热闹。突然，所有的游贩不约而同地收摊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同一个方向飞奔而去。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城管来了”！

　　这种“猫逮耗子”的游戏每天都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城市大街小巷上演着。一方要养家糊口，一方要维护市容，游贩和城管天生“水火不容”。

　　这种状况有望在上海得到缓解。2007年3月，上海市政府表示，将于下半年一改往日对马路摊点一律封杀的做法。

　　而更多的城市仍然处于观望中，包括北京。是“堵”还是“疏”，近距离地接触京城游商后，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游商生存现状调查

　　本刊记者/王健 胡庆波

　　实习记者/张浩 宋晓红

　　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间，游走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可是居民们却对他们“爱恨交加”；他们为了生存，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经商”过程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与城管上演“猫鼠游戏”。

　　他们是从乡下进城的农民，他们是城市的下岗职工，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游商”， 俗称小商贩。他们为何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沿街叫卖？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的苦乐辛酸有谁知晓？

　　2007年春节刚过，记者走进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走近卖玉米的小商贩、卖鸡蛋灌饼的两口子、摊煎饼的一家三口、流动书摊的女摊主……

　　游贩一(卖玉米)：

　　“没办法啊，总得填饱肚子不是……”

　　“玉米一块一块，玉米一块一块……”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招聘会门口，胡金梅(化名)对着过往的行人不停地吆喝着，眼睛还时不时地四处张望。在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用塑料泡沫做成的简易箱子。箱子里堆放的是热气腾腾的玉米。每当有戴红色袖标或者穿制服的人靠近时，她的神情就格外紧张，双手死捏着盛玉米的箱子边，随时做好起跑的准备。

　　3年前，胡金梅从安徽省无为县一个依傍长江而建的小村庄来到北京。在作出上街卖玉米当游贩这个无可奈何的决定之前，胡金梅到医院当过护工，在超市当过促销员，还到建筑工地为农民工做过饭，她甚至干了很多男人干的力气活。然而，没有一份工作长久过。为了生活，一无本钱、二无手艺的她被迫开始了街头流动摊贩的生活。

　　胡金梅20岁刚出头便嫁了人，但婚姻并不美满。正是这桩失败的婚姻注定了她日后艰难的生活。婚后不久，胡金梅就发现丈夫嗜赌成性，而且还吸毒。尽管她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但始终无法堵上丈夫赌博欠下的窟窿。常常是旧债还没还完，新债主又堵上门来。终于，在儿子满六岁那年，胡金梅的丈夫因贩卖毒品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年纪轻轻的胡金梅，自此便守起了“活寡”。眼看着上有老，下有小，胡金梅终日以泪洗面。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她最后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在把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父母后，倔强的她独自一人加入了进城打工的队伍。

　　然而，胡金梅很快又碰到了新问题。在北京，流动摊点是被严厉取缔的对象。于是，跟城管打“游击”，又成了她不得不掌握的“本领”。

　　“为啥卖玉米啊？”

　　“卖玉米成本低一些，还有一旦来了城管，抱着箱子跑也轻松些……”胡金梅笑了笑，好像有点自嘲的味道。“别的活，要么还要重新学艺，要么就是一个人做不来，我一个女人又干不了那么多……”

　　这时，一阵寒风吹来，掀起胡金梅原本凌乱的头发，散落下来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视线。于是，她举起生满老茧、黝黑粗糙的左手，轻轻地拢了拢云鬓间的头发，露出她爬满皱纹的脸。由于风吹日晒，胡金梅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衰老很多。

　　“干这个，你不怕城管吗？”

　　“怕！当然怕！” 提到城管，胡金梅语气中有些激动,“可是没有办法啊，要是有钱，有其他工作，谁愿意来这里被城管、警察天天追着跑？”“他们(指城管)有时太霸道了！只要把手往箱上一放，东西就被没收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不被抓住，我就狠命跑，有时候会被追出几百米！就这样还是被逮过好几次！一次就赔一百多块钱，我们得赚几天才能收得回啊？”

　　胡金梅卖的玉米属于熟食，摆摊的地点只能选在人流集中的车站、地铁口等地方，通常也是城管“严打”的地方。因为是熟食，所以天气影响也很大，刮风、下雨、沙尘天气都不能卖，只能在家里闲着。“通常情况下，一个月能赚八九百块。要是碰上城管，东西被没收就惨了。这样几次下来，连付500块的房租都困难。”胡金梅边说，眼睛边打量着四周。

　　为了避免和城管“正面冲突”，胡金梅每天只有在城管上班前或者下班的时候，才敢骑着三轮车辗转在北京各个地铁站口、公交站卖玉米。有时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支摊。还得有同乡帮忙接应送货，她才勉强做得成买卖。

　　每天早晨，为了赶六点钟的“早市”，胡金梅都是早上三点半就起床。两百多根玉米从洗净、收拾，到下锅蒸煮都由她一个人完成，然后，她要赶在城管上班前卖完“第一批玉米”。等城管下班后，她又要出去把剩下的玉米卖完，往往回到家就已经夜里九点了。每隔几天，胡金梅还要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到京郊的农贸市场上去进货。

　　对于目前的现状，胡金梅显得十分无奈。“没办法啊，现在能混一天就算一天吧，总得填饱肚子不是……”

　　“现在，我就只担心儿子了，希望他好好读书、有点出息，别再像我一样……”

　　这或许是胡金梅最大的期望。

　　游贩二(卖鸡蛋灌饼)：

　　“现在受委屈为了孩子不再干这行”

　　2007年3月9日，北京某小区一个背阴的旮旯。尽管人们还未从春节的喜庆中缓过劲来，但卖鸡蛋灌饼的陈裕(化名)两口子已经出摊四天了。

　　“吆，你咋搬这里来了！”

　　“哎，这阵子城管管得紧，这里不容易被发现啊。”扎着粉红色围裙的陈裕无奈地答道。她一边招呼着生意，一边熟练地擀着手中的小饼。一旁的丈夫正忙着把烙好的鸡蛋灌饼放在炉子里面烤。每隔十几分钟，他就会将钱筐里5元以上的“大票”塞进自己深蓝色的围裙中间的兜里。

　　早晨是陈裕赚钱的“黄金时段”。小区里早起上班、上学的居民都喜欢顺路到陈裕的摊上买个夹着新鲜生菜的热气腾腾的鸡蛋灌饼，如果加一元钱还能夹根火腿肠，既实惠又节省时间。

　　“哎呦，大姐，你看我这里都是整的，没零钱了……”一位“上班族”指着自己的钱包说道。

　　“先拿着吃去，什么时候有零钱再说吧。”在这个小区支摊还不到两年，陈裕和小区的居民熟得像一家人似的。有的居民即使不买他们的东西，也会友好地和他们打一声招呼。

　　陈裕夫妻两人每天都要从早晨六点一直忙活到下午两点才收摊。在追踪采访了四五个小时后，记者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可是陈裕夫妻还是跟爱斯基摩人一样谈笑自如。“今年冬天好多了，一点都不冷。记得2005年的冬天，太冷了，我的双手冻得跟馒头似的，肿得老高！”陈裕回忆道。

　　陈裕今年四十出头，但长期的风吹日晒使得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七八岁。5年前，她随丈夫来到北京。起初在通州的一个市场里卖菜，最近两年才搬到北京市里这个繁华的小区，摆起了鸡蛋灌饼的小摊。“现在虽然赚钱相对多点，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就怕城管来抄……”说着话，陈裕抬头警觉地朝路过门口的一辆客货两用车瞥了一眼。

　　上午十点半，来往的人渐渐少了，陈裕深深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花坛沿上。她的丈夫趁着这个空档把燃烧殆尽的蜂窝煤从饼撑下面的炉子里一块块取出，换上了新的。剩下的四个小饼成了他们的“早午饭”。两个人静静地等待着中午新一轮卖饼高峰的来临。

　　终于到了收工的时间，陈裕让丈夫推着三轮车先行，她则留下仔细地扫了扫摊位周边的地面，将垃圾收起扔进附近的垃圾桶内。

　　5分钟后，陈裕和丈夫带着满身疲惫回到了他们在北京的“家”。这是一幢和周围的光鲜楼盘形成鲜明对照的破旧的住宅楼，陈裕的“家”就在这座住宅楼的地下二层。

　　借着微弱的灯光，陈裕和丈夫走进这个处处散发着霉馊味的地下室。地下室的整个空间像迷宫一样被分成若干小间。就是这样的环境，也只有其中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才属于陈裕夫妇。

　　这是一个简单得让人心酸的居所。除了一张陈旧的双人床，家中空空如也。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电饭煲是家中唯一值钱的家电。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衣服都凌乱地塞在一个个纸箱中。一扇黑洞洞的窗户前面，高高地吊着一大块腊肉，这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每天晚上做菜时，陈裕都会割下来一小块。

　　“我们来北京后从来没买过衣服，吃饭一个月顶多300元，房租300元，一个月600元生活费我们两个人就够了。”陈裕一边说一边换下厚厚的棉裤，穿上了稍微薄一些的毛裤，然后数起钱来。“不到160块，去了成本，我们俩也就赚40块吧。”

　　陈裕有两个孩子。儿子今年20岁，目前在北京一家工地上打工，女儿则留在老家读高中。“我们在北京摆摊赚的钱全部带回老家给女儿上学用了。” 陈裕说，“在我们农村住校，一年也得一万多块钱！我就盼着女儿能考上大学，等于说我们有了成绩，生活也就有了盼头……”

　　“人活在世上不容易，要不是为了孩子，说啥我们也不会受这种委屈啊。”陈裕的话让人心痛。

　　游贩三(摊煎饼)：

　　“城管眼中，我们就是城市的垃圾！”

　　钟根保(化名)是唯一一位主动要求记者采访的小商贩。

　　钟根保今年45岁。5年前，他携同妻子和一对儿女离开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在德胜门附近找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平房勉强安了家。此后，他便一直在街头做摊煎饼的生意。钟根保的女儿今年16岁，在一家饭店打工。儿子今年20岁，因为家中没钱，在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不得不辍学了。从那以后，钟根保的儿子就一直跟着父母在街上摆摊做小买卖。采访时，钟根保的儿子就一直围绕着摊煎饼的三轮车在父母周围忙前忙后。

　　“我们村离淮河不远，每年都发洪水。一发水就淹地，政府贴补的又不够吃，我们村的青壮劳力几乎都在外面打工。”说起他们一家背井离乡的理由，钟根保的眼睛有些湿润。

　　“像我们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哪个单位肯要我们？又没文化，能活得下来就很不错了。”钟根保一边摊着煎饼一边叹着气。

　　在北京，摊煎饼的活养活了钟根保一家人。然而，让钟根保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这么辛苦，可是城管总是跟我们过不去”！

　　“就这么一辆车，”钟根保用手拍着摊煎饼用的三轮车说，“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成本也有个两百多，我上个月就被查抄了三辆！”

　　看到记者有点惊讶，他还特意补充道：“这不算什么，跟我们一起的人，有的一个月就被收了12辆！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个月也就挣一千块左右，要再遇上这种事，我们还怎么活？”

　　钟根保告诉记者，不仅仅是城管，警察甚至保安有时都与他为“敌”。他们一家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一旦遇到情况，他就骑上车疯跑。即使这样，还是时常被城管抓住。最后的结果每次都是三轮车没收。“在他们眼中，我们就是这城里的垃圾！”

　　“有一次，我们正在卖煎饼。几个便衣城管抓住我的三轮车车把，丢了一句‘行了，别走了’。我儿子当时坐在车座上不下来，阻止他们收车，结果来了十多个保安，把我儿子连同三轮车一起抬到了卡车上！”钟根保说到这里，声音有些颤抖。

　　“我们夫妻俩恳求啊、哀求啊，‘大哥、大哥’地叫，就差没跪在地上了，我儿子坐在三轮车上大声哭，都没人理会，最后三轮车还是被收走了。这时一个路过的陌生人，看我们实在可怜，掏了一百块钱给我的孩子……”

　　“去年冬天在新街口，可能我的煎饼摊挡住了自行车道，一位警察示意我让路。我正往前推呢，可能动作慢了点，警察竟然用警车撞我的三轮车。当时车上的锅、盆、碗全都撞翻了……” 说到最后，钟根保哽咽了。

　　为了维持生计，钟根保一家已经在北京度过了5个春节了。“我已经习惯了在北京受人歧视，遭人白眼。因为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小商贩就是不健康、不卫生、影响市容的代表。”钟根保的语气中明显透露着无法言喻的绝望。

　　采访时正值中午，到钟根保的小摊买煎饼的人络绎不绝。不知道少了像钟根保他们这样的街头摊贩，饿肚子的人们是不是会觉得缺少些什么。

　　游贩四(卖书)：

　　“俺也不想被这样追来追去”

　　2007年3月10日，北京某大学校门口。

　　一辆人力三轮车停靠在离校门不远的马路边。三轮车车厢里、两边的车框上整整齐齐堆放着五花八门的书籍，有新近流行的小说、杂志，也有琼瑶的言情小说，但更多的是法律类的盗版书籍。

　　三轮车的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头发像“杂草”般乱糟糟的农村妇女。她一直表情慌乱，警惕地用眼睛的余光扫射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粗糙的左手则紧紧抓着三轮车的车把。只有在有人在她的书摊前驻足时，她才会僵硬地从脸上强挤出一点笑容，问道：“买书吗？”

　　农村妇女叫李蓉(化名)，河南省唐河县人，家中有两个男孩。因为既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李蓉夫妇俩一直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销也随之水涨船高，眼看着两个孩子上学都成了问题，于是，李蓉只好留下两个孩子，跟随丈夫到外边寻找出路。不久，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在海淀区做起了收书、卖书的小生意，一干就是6年多。

　　平日里，李蓉的丈夫会到北京各个小区、各大院校回收旧书和废书，而她只需将丈夫回收来的书经过整理，再以二手书的形式卖出去，这中间的差价就是李蓉全家的生活来源。

　　李蓉告诉记者：“卖书挣不了什么钱。平时我一天只卖几十块钱。除去给他们孩子寄去的生活费、学费外，还勉强够我们在北京生活。”

　　整个上午李蓉的生意一直很清淡。问的多，掏钱买的少。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李蓉从挂在三轮车车把上的布袋子里拿出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在搪瓷缸里放着两张大饼，她拿起一张，开始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吃饼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忘记东张西望。这是李蓉今天的第一顿饭，而下一顿饭要等到天黑回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李蓉开始收摊。今天，李蓉共做了15笔生意。卖了四本旧杂志，六七本言情小说，其余全是盗版的法律书籍。

　　看起来李蓉今天心情不错。“还好，今天没有碰到城管。”李蓉边收拾书籍边喃喃自语。

　　李蓉前天刚被城管抓过一回。当时的情景让她一想起来就心有余悸。“他们(指城管)一下子就扑了上来，把我推倒在地，抓住我的三轮车就往汽车上扔，像‘土匪’一样，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最后，李蓉在交了200元罚款后从城管那里领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但是书却被全部没收了。“一个月有这么两回我就白辛苦了。”李蓉说。

　　10分钟后，李蓉回到了家，开始准备每天的第二顿饭。来北京后，李蓉就在海淀区的一个城中村租赁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平房。就是这么拥挤的面积，既是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厨房，还是他们的书库。

　　尽管条件很艰苦，但是李蓉还是想继续做小商贩。“孩子要读书，全家人得吃饭，不干这个不行啊！但是听说北京规定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必须清理掉所有的街边摊。”李蓉显得很无奈。

　　李蓉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她说：“如果将来赚了钱，她要搞个门面开个书店。这样在街上风吹日晒的，俺可不愿意整天像做贼似的被城管追来追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