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商眼中的城管

　　　本刊记者/胡庆波

　　过了2007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的李然(化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回北京摆摊。

　　她在北京摆了两年的“鸡蛋灌饼”，每天或多或少有些收入。然而，由于城管的存在，她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

　　为了给孩子赚学费，她“一使劲，还是来(北京)了”。但李然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过几年肯定回老家，不在这里干了，太受罪了，时间长了被城管吓出点毛病还不如不干了呢！”

　　李然已经数不清和城管“较量”多少次了，在她的眼中，有“像土匪一样”的城管，也有“好的”城管。

　　2006年全年，她一共被城管罚了四次钱，对于血汗钱的去向，她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面对城管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八点多钟，我和老公正在招呼我们的生意，一辆大车猛然停在我们面前。“呼啦”一下子下来五六个人，把我的生菜啊、面啊、调料啊胡乱往地上一倒，我做饼用的最重要的东西——饼撑也被没收了。

　　我和老公都懵了。看着这像土匪进村一样的架势，我当时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心里怦怦直跳，跟害病似的。只有眼泪在不争气地往外流。

　　他们告诉我说，这里不让摆摊，让我们周一来城管大队拿饼撑。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传说中的“城管”。

　　就这样耽误了两天的生意，周一一大早我就去了城管大队。没想到那里的人还不少，都是小商贩模样的。

　　排队排到我时，他们让我交500块钱。我恳求他们说：“家里没那么多钱，孩子还要上学啊。”

　　“来一个都是没钱的，都是穷人，没钱的上一边去，下一个。”那个城管不耐烦地对我说。

　　后来又听到一声“没钱的出去借去！借来两百块钱再说吧！”生意耽误不起啊，我只能拿出200块钱换回了饼撑。

　　后来才意识到，我与城管的“猫鼠游戏”才刚刚开始。

　　自那次以后，李然说，她经常做一个梦，说是城管来了，她跑啊、跑啊，最终还是没有跑掉。

　　与城管“斗智斗勇”

　　其实被抄走的饼撑就值40来块钱吧，用200块钱换这40块钱的东西，而且，赶上个周末，还要耽误两天生意，我们越想越觉得划不来。

　　于是，我们干脆从老家批发了好几个饼撑过来，这下就不怕城管抄了。虽然城管一来，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会再次上演，但毕竟我的经济损失小多了。

　　可谁知好景不长，几次下来，城管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以后城管不只抄我们的饼撑，还连着我们的三轮车一块抄！没办法我只能乖乖地去城管大队交罚款。每次交罚款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单据或者收款凭证，还不忘说一句：“下次别摆了啊！”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城管都像“土匪”一样。有些城管特别好，他们往往就是开车在我们面前遛一下，其实并不是真心想管我们，只是吓唬一下。

　　这时一般车里只有一两个人，有的甩下“别卖了，推走”的话，有的甚至什么话也不说就走。我想他们一定是体谅我们这些外地人做小买卖不容易吧，往往我们也知趣地赶紧暂时离开。

　　“不管怎样，只要城管想抓你，你肯定跑不了！”李然深有感触地说。

　　那一次，我给城管跪下了

　　提起曾给城管下跪这件伤心往事，李然深深吸了一口气，眼圈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

　　那次是2006年的8月，天下着蒙蒙小雨。

　　早晨9点左右，城管又来了。五六个城管拽着我的车要往他们车上装。我拼命地拽着我那可怜的三轮车，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他们把车抄走，否则这么多天又白干了！

　　“扑通”一下，我跪下了。恳求着他们：“我们真的不容易，别拿走我们的车，求你们了啊……”

　　可是他们还是死劲地拽车，最后，车、鸡蛋啥的全被拿走了，筐里就剩下几个饼，啥东西也没有了……

　　我在雨中整整跪了半个小时，那雨哪是下在地上，简直是下在我心里。我的心彻底凉了，当时我就发誓，以后再也不求他们(城管)了。

　　“其他小商贩的遭遇和你一样吗？”记者问道。

　　“有的骑三轮车摆摊的灵活，能及时跑掉。不像我们必须推车，太笨重，根本跑不掉。”

　　“人家是本地人！经常城管来了只抓我们，不管他，凭什么呀？” 提起附近另一个摊位，李然又是艳羡，又是不平。

　　李然前几天摆摊时，有顾客告诉她现在上海已经允许摆摊了，换句话说，就是城管再也不会来抄了。“要是北京也这样就好了，哪怕一个月让我交几十块钱的管理费也好啊。至少我可以踏踏实实地做生意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