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彭明教授：五四精神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彭明，1948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随即进入华北大学研究部，师从范文澜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荣誉研究员，是国内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记者：您为什么要研究五四运动？

　　彭明：1946年,我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那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的老院长兼系主任于力发表了文章《北京高师参加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讲述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过程。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了积累材料的工作。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并进行初步研究，愈来愈感到五四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的长达数万字的《五四运动史》。这本书激起了我也想写一本《五四运动史》的愿望：外国都有了，中国为什么没有？

　　记者：研究了这么多年五四，甚至将自己的书屋也命名为“五四书屋”，您对研究五四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

　　彭明：在研究五四史的过程中，深感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重新参加五四运动实践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却应该对历史的遗迹进行必要的考察，增加一些真实感受，作为对后代青年教育的材料。因此，每读到一段文字资料时，我总要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同时，五四精神也对我的学习工作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您在1989年4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曾撰文《建议将红楼辟为五四纪念馆》，2002年4月，红楼一层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并对外开放。为什么建议将红楼辟为五四纪念馆？

　　彭明：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有关的遗址不下一二十处。可是这些遗址大都面目全非或荡然无存。唯一保留下来而且比较完整的是沙滩的红楼。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陈独秀的办公地点都在红楼，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也是从红楼出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使中国人民在暴风雨中有了真正的舵手。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红楼作为五四运动的载体，红楼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就是勇于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

　　记者：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历史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开放。五四运动与这三个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它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彭明：五四运动为辛亥革命补思想启蒙运动之课，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人物在后期接受新的思想，最终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同时，五四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并且许多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

　　记者：当代青年应该向五四青年学习什么？

　　彭明：世界在发展，中国也在发展。当代青年应该继承五四精神，追求民主、科学，具有爱国精神，围绕这个展宏图、立大志，努力学习，增长本领。五四时期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青年们应勇于改革，破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更加圆满的

　　其实在五四时期，除个别知识分子外，广大青年最先接触和信奉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工读主义等也很盛行。在这些学说的影响下，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在五四青年中掀起了一场颇有影响的工读互助运动。也只是在这个运动破产之后，许多五四青年才兴起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追求真理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代青年应当学习五四青年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不断实践，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