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虎：开启中国人权研究之门

　　采访-本刊记者 刘新平 图-高志良

　　董云虎，十五大代表，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主要起草者之一，第一篇《美国的人权纪录》作者。1986年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只有与国家的发展大业结合，个人的事业才能得到发展……

　　记者：我们知道，你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但现在你却是以人权领域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名世，当初作专业转向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董云虎：读书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刻苦的学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相信会有所收获。但可以肯定的是，决不会如我搞人权研究那样，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原因很简单：西方哲学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学科，国内外无数学者甚至穷尽一生精力，浸淫其中，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是难乎其难。而由于相当长时间内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人权”在我国一直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禁区。这样，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应不应该讲人权，成为上大学以后我脑子里经常感到困惑和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国内人权研究相对处于空白状态，面对这张白纸，搞出成果来就要容易得多。

　　记者：专业上的转向便基于这种考虑？

　　董云虎：不是全部。最重要的还在于国家需要。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苏东”剧变后，更是利用人权攻势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华恶浪。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必须应对，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就必须重新认识人权问题——这直接促成了我专业上的转向。

　　记者：但对你来说，人权问题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董云虎：对人权问题我其实并不陌生。1982年我读大三时，国家颁布新宪法，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由原来的第三章提前到了第二章，增加了保护公民权利的法规和条款，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年后，为了考研，我恶补世界历史，第一次读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感到极为震撼。那两个宣言我至今还能很流利地背出来。后来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是西方近现代哲学，这使得我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想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党校，正赶上出版界的翻译潮。利用业余时间，我先后翻译了《当代政治哲学》《人道主义哲学》《政治社会学》等书，其中1988年出版的《当代政治哲学——激进的研究》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对我从事人权研究影响很大。那本书是一拨儿英国学者的论文集，有一篇文章叫《自由权利与社会主义》，作者引用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提出和论证的一个论点：社会主义不是不讲人权，而是要讲比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人权。这一论点与我原来持有的观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并为我解开长期存在的思想困惑提供了线索。于是，我循着这一线索，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等经典原著，通过研究和思考其中关于人、人性、人权、民主、自由、平等问题的论述，确立了一个观念：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大力宣传和保护人权。

　　记者：与一直以来国内通行的观点相比，这应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突破。

　　董云虎：真正的突破并不在于你宣布了某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宣布本身是苍白的，关键在于，你必须用扎实的研究和工作来证明。那当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系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相关著作，我还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北图和北大、人大、中央党校图书馆里，收集、整理了几乎所有人权研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世界各国的人权约法、联合国数十年来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献。很多资料是英文的，我就自己动手翻译。我甚至还请人去联合国总部复印了很多相关的文件。

　　记者：初步的观点已经形成，并且拥有了大量的资料，下面是否就该出成果了？

　　董云虎：对。我从社会主义讲不讲以及如何讲人权入手，撰写了一篇20余万字的长文，提出了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并对人权的历史发展和各个形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再附上收集和翻译的资料，便形成了我国第一本人权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

　　记者：书的出版顺利吗？

　　董云虎：四川人民出版社将书目报到新闻出版署，得到的答复是：要慎重，人权这个问题太敏感！后来，我将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关于人权问题的三段论述放在书的扉页，又请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同志写了序言，该书才于1990年得以出版。

　　记者：记得央视的“新闻联播”曾为《世界约法总览》播发了一分钟的书讯，人民日报、《求是》刊登了长篇书评，中央党校也曾召开过一个规格很高的研讨会——从你自身而言，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董云虎：一是突破了人权方面的禁区，第一次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面论述了人权问题，为党和国家理直气壮地讲人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李鹏总理在收到此书时称赞说：“很好，我一定要看这本书。”外交部一次性购买了300多本，给部内每个处和每个驻外使馆都发了一本。二是在对外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想举一个例子。1994年7月，英国驻华使馆一位官员在访问中国人权研究会时曾傲慢地说：“你们中国政府好像不让老百姓知道《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当中国人权研究会工作人员拿出《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给她看，并指出其中不仅有《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文书，而且包括古今中外的人权文献时，她很惊讶，并表示：“英国也没有出版这么全的人权文献汇编。”

　　这本书的成功坚定了我从事人权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后来，我又相继出版了《人权基本文献要览》《中国的妇女人权》等多部专著，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我的名字也得以和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记者：从专业上的转向到成为中国人权研究第一人，你有何体会？

　　董云虎：个人的事业只有与国家的发展大业结合，才能最终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