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杀手“过劳死”

　　曾经，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报道了日本的社会病——“过劳死”。

　　2006年的6月，我们被邻国以旁观者的姿态报道。在2006年6月20日的《韩国经济》中有一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文中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随着加班的“普及”，年轻人死在办公室的例子屡见不鲜。

　　暂且不论报道的真实性有多少，但“过劳死”问题确实已经让我们忧心忡忡了。

　　“我国有七成知识分子正处于‘过劳死’的边缘。”2007年4月，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研究的学者娄伟博士对《小康》说。

　　娄伟在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中指出，强大的就业压力，工作回报过低与潜在的价值观的矛盾导致中国人才不断透支生命。“过劳”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才身体健康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沿海相对发达城市，“过劳死”问题更为突出，并呈现出向低年龄层次蔓延的态势。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10年降5岁，人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其中以中年知识分子为甚。娄伟在报告中分析，目前中国中年知识分子面对两大致命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他们这个年龄层，是具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是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

　　娄伟说，“白骨精”(白领、骨干和精英)是“过劳死”频繁光顾的对象。《小康》调查结果显示， IT、金融、传媒业、科研等领域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业高管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上写道：“从华为公司传来消息，又一名员工在海外，因劳累诱发疾病，英年早逝。据华为知情人士透露，这是2007年春节过后，在华为发生的第二起‘过劳死’。”

　　事实上，“过劳死”对于IT从业者来说，早已不陌生，从普通员工到CEO，从华为、爱立信再到网易……

　　2005年 9月18日，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代理CEO孙德棣因为过度劳累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工作，年仅38岁。

　　有这么一些企业家留给世人留给自己太多的遗憾：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心跳骤停在京突然辞世，终年54岁……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他们都创立或者带领着令人尊敬的企业，他们同样拥有财富和名声，但他们都在超负荷地运转从而让自己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小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平均每天要工作13.8个小时左右，他们平均每年只有8天至11天休假，低于全球平均的15.5日。43%的企业主感觉2006年的压力比2005年更大，33.5%的受访者表示因忧虑企业的发展安全而感到压力，29%的受访者认为商业谈判令他们感到压力。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不断地透支健康。”娄伟一针见血。

　　“徜徉于夜幕中的都市，工作场所的灯光似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往往伴着夕阳，迎着朝霞。”一位报社的编辑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和精神紧张，让自己长期处于无规律的生活之中，更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锻炼，身体的“亚健康”几乎就是常态。严重的睡眠不足，往往会导致心脏病、癌症、脑溢血和抑郁症的发生。

　　2005年3月，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