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不能做替罪羊

　　“针对(杨丽娟)这种特别事件，政府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对我们的弱势群体有一种敏感的救助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敏感性……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组执行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群体动力学、青少年心理等

　　他的台阶太高，他纵身跳入了大海

　　南方周末：有人说，杨丽娟悲剧，媒体有责任。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判断成立吗？

　　夏学銮：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理论，主要检验“他人存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特里普莱特用自行车比赛实验检验了他的“社会促进”假设，结果发现：独自一个人骑得最慢，定标骑者次之，两人比赛者骑得最快。再比如，你背对着一个女子和面对着一个女子，你的步速显然是不一样的，面对后者，你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就是“他人存在”的“社会促进”效果。

　　对杨丽娟来说，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行为倾向是追星，“他人存在”进一步助长了她的追星行为。杨丽娟事件，介入的媒体就是“在场的他人”，媒体使公众也成了“在场的他人”。杨丽娟的梦想，打比方说，起初只是小火苗，媒体的一次次介入，就是一次次火上浇油，让它越燃越旺，温度越来越高。最后，杨丽娟及其家人忘乎所以了。而且，媒体也不是纯粹的“他人”，它们介入了，出钱，许愿，制造舆论，为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推波助澜，让许多双眼睛盯着她，这些足以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头脑发昏，更何况一个没有受过完整义务教育的乡镇小女孩呢？我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媒体自然脱不了干系。

　　南方周末：杨父卖房、卖肾，再到自杀，一步步下来，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导演着这场悲剧？

　　夏学銮：杨丽娟事件，本来核心内容是追星，属隐私的个人行为，不该多说。但是，媒体大肆报道之后，事情变成了公众事件，或者说社会事件。隐私事件公开化后，会受到社会场域的摆布。具体到这个事件，社会场域是媒体给杨家搭建的一个“表演舞台”，将一家三口推到了很高很高的台阶上，暴露在众目睽睽下。杨父之前写了《请愿书》，说“女儿见不到刘德华就会去死”，又宣称“刘德华是女儿活下去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荒谬的起点，杨父就像骑上了一头老虎，下不来了，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戏，戏该如何收场？如何让荒谬的起点有一个不那么荒谬的终点？他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没有办法排解：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刘德华不会和他的女儿怎么样的。

　　在强大社会场域中的个体，一旦无法实现众人的愿望，又没有台阶下，他就会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挫折会产生愤怒，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会转化为侵犯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可以是对自己的，也可以是对他人的。杨丽娟后来转而骂刘德华，即是针对他人的；而杨父自杀，则是针对自己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杨丽娟父亲的自杀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他死于由大众媒体所制造的社会场域，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场闹剧之所以演变成一场悲剧，就是因为所有当事人都缺乏表演技巧。杨家一家三口赴港、杨丽娟与刘德华单独合影后本来可以借助“合理化”技巧“体面谢幕”的。但是，结果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悲剧。这让我想起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发现“合理化”机制的有趣故事。

　　1950年代美国中西部一群人曾经预测，地球会因一场剧烈变动而在某一天毁灭，同时其领袖宣称，届时外太空会飞来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他家的庭院中，会及时把他们接走。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根本不相信这些人的预言。但是他却很想密切地观察他们，以便探讨当其预言破灭时的行为反应。费斯廷格及其同事于是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加入到这群人之中，假装自己也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项参与观察研究，发现了消除认知失调的一种重要方法——合理化。大家都集中到这个领袖的院子里，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一等再等，太空船还是没有来，大家都向领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但是，这个领袖很聪明，他说：诸位的虔诚感动了上帝，化解了这场灾难，你们要感谢上帝，人类也要感谢你们。荒谬的是，信徒都相信了。还到街道上散发传单，说他们拯救了地球云云。可惜杨父不是那个聪明的领袖，他没有那么大的智力，无法进行合理化运作，给自己找台阶下。他的台阶太高，他纵身跳入了大海。

　　谁来介入？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说，媒体造的这个场不好。那么，是否该有一个力量介入，阻止这个场？

　　夏学銮：杨父之死，是悲剧的结尾；通过媒体，这个悲剧变得世人皆知。如果政府或社会组织在其中做些什么，或许结局就不一样。问题是，到底由谁来介入？民间组织还是政府机关？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需要仔细研讨的问题。

　　过多地干预公民私人生活，是政府不民主不开放的标志。政府干预，无疑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有形的手什么时候伸，什么时候缩，是值得思考的。孩子追星13年，家长卖房子，卖肾，数次赴北京和香港追星，这样的奇闻逸事人们是最敏感、最容易察觉的，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是知晓的。作为学者，我觉得，就此个案而言，民政部门、妇联甚至共青团都应该介入，引导她，告诉她，这样做是不理智的，反常的。告诉她如何过一个平凡的人应该有的平凡生活。如果悲剧发生以前，这种声音总能出现在他们耳边，估计结局会有所不同。

　　针对这种特别事件，政府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对我们的弱势群体有一种敏感的救助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敏感性，它的触角就停在办公室里，没有深入到民间，没有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卖房子、卖肾，而且为了追星，13年了，社区或者镇政府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指导它走向正常。

　　南方周末：假如有关部门打着“教你过好的生活”的旗号，干涉公民的隐私或者生活自由怎么办？

　　夏学銮：这是需要琢磨的。如何在保护公民过好的生活和保护公民过自由的生活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需要的不是好的理论，而是一套好的操作架构。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所的终结。国家设立收容所的初衷，你不能说它是坏的，它是想让公民过好的生活，但是，很多收容所的惨剧说明，这套操作方法无法实现国家的初衷，所以国家废止了它。

　　现在，政府正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我想，这个制度应该担当这个角色。

　　当公民不理性，无意识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还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首先是社会支持系统(social supporting system)的介入，让她的邻居、亲戚、朋友来帮助她。在政府不得不介入的情况下，一定不能是强制性的，应该是引导性的、援助性的。杨家人生活的小船已经失去了航向，没有人给它指点，没有人给它引导，这是它陷入悲剧的一个原因。如果这个时候亲戚、朋友甚至一些居委会的干部，能够出来做一些规劝，悲剧不会发生。如果她不听，也没有办法，你规劝了，那就是尽到责任了，现在是你没有尽责任。恰恰相反，你没有介入，媒体介入了。你缺的位媒体补了，然而，补位的媒体却使他们更加失去自制力。

　　她可能走完全另外一条道路

　　南方周末：据报道，杨丽娟辍学前，并不迷恋刘德华。杨丽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是否也与此事关联？

　　夏学銮：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如果她还上学，总有机会发现她不切实际的幻想，老师也能及时家访，做些心理辅导工作。她用了13年的青春在做一个赌博，她说，刘德华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如果能上学，读到很好的文学、历史，她可能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生活目标不再是刘德华了。她可能走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没有人及时把她拉到学校里来。

　　在美国，孩子很少辍学。有些家庭有家庭暴力或者双亲吸毒啊有心理问题啊，这个时候，将有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介入。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会被领走，放到社区服务中心。中心放不下，工作者会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free home)。并考察其父母，他们变好了，可以写申请，领回孩子。基本上，美国有一个保护措施，孩子不是完全暴露在问题家庭面前。

　　南方周末：听着有点温馨的感觉，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夏学銮：首先，建立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而中国的义务教育，学杂费才刚刚免除。要知道，对一户甘肃农民来说，几百块的学杂费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

　　再者，建立在对人权尊重的基础上。在美国，家长对孩子不能打骂，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否则，邻居会报警，警察会介入。孩子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保护。我们虽然说也有义务教育制度，但是父母打骂孩子，左右孩子的命运，似乎天经地义。别人不会管，警察也不会主动管。杨的父亲听任杨失学，她就失学。杨的父亲有这个权利吗？我们的老师甚至教育部门都没有这个观念。如果在美国，这不可能发生。

　　南方周末：据传，杨家人有心理问题。但他们肯定很难承担看心理医生的费用，这是一个问题吗？

　　夏学銮：不是有个法律援助吗，帮助穷人请律师。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心理援助呢，帮助穷人摆脱心理危机？但据我所知，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组织。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社会学家在此事中保持沉默，是没有担当社会责任，对此，您如何看？

　　夏学銮：不能怪我们吧。要知道，媒体都是出了事情后，才来找我们评论几句；没有出什么事的时候，它们哪有理会我们，只是一味炒作。学界是很反感炒作的，像我这样和媒体打交道的很少了。

　　此事和“非典”大不一样，“非典”是人类面临的灾难，是关乎巨大的公众利益的。如果是“非典”，学界默然，那是没有担当。但是这个也追星，那个也追星，太多了，我们根本关心不过来。这个新闻不是重大的，缺位的不是我们，我们不能做这个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