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的郴州官场证明隐患迫在眉睫

　　地方政治的类苏丹化

　　权力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性、权力运用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私人网络统治。这四条是政治学里著名的类苏丹化政权的特征，此类政权统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国家当作家族的私产，正如古代苏丹一样，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的关系网与渗透于官僚各层面的腐败甚至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政治学教授们不断提起中国地方政权的类苏丹化隐患。

　　畸变的郴州官场生动地证明了学者眼中的隐患已迫在眉睫。在这里，权力运行的规则被重新设定，李大伦可以跟曾锦春约定，一人插手城市建设，一人垄断矿山管理，曾锦春可以把纪委的工作职能，转变为黑矿主们的保护伞。

　　市委书记跟组织部长是亲家，曾锦春的女儿嫁给了雷渊利的侄子，私人网络统治在这里形成了可怕的平衡。在这种平衡面前，原有体制显得软弱无力。

　　不断发生的血案以及血案背后的司法现实让这座笼罩在腐败阴影中城市更加凄冷。

　　2007年2月，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缉拿郴州富豪周龙斌。发生在3年前的那场爆炸案终于露出真容：由于个人恩怨，在郴州乡下经营着铅锌大矿的周龙斌买通一名街头混混，将他的邻居、亲戚、竞争对手周兵元炸得粉身碎骨。

　　而周龙斌并没有因为谋杀案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被短暂羁押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2006年12月25日，周龙斌仍然当选为郴州市政协委员。当公安部的通缉令下达时，人们才知道，周龙斌的“无罪释放”，是因为他变卖矿产、花费近千万买通了两名副检察长。

　　被财富吞噬掉的，不仅仅是官员，还有律师、检察官。2007年4月，记者再次来到郴州，原本是想寻访律师黑子林的故事，他是周龙斌买通检察长的中间人。

　　黑子林是这个城市里一个另类的成功者，他不当官，也不开矿，却依然积聚起亿万家财。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司法局的科级干部，但他并没有贪恋仕途，转而做了律师。

　　1998年，他为贪污的卷烟厂厂长辩护，成功减刑，赢得了“精英人士”的认可，随后的近10年里，他凭借超强的活动能力，成为郴州律师第一人，几乎经历了郴州所有的重大案件。他的当事人包括了这个城市的黑社会老大、政法委副书记、杀害肖鹏金的凶手、李树彪、副市长雷渊利。他还为贩卖冰毒723公斤的台湾大毒枭辩护，成功为其赢回一条性命。

　　被遗忘的郴州

　　在郴州，记者先后寻访了多名律师和法官，希冀从法律的视角观察这座混沌的城市。“收拾贪官，只能依靠上级纪委，其他都是扯淡。”法官说。

　　“律师算什么？用土话讲，我们是‘提篮子的’，文雅点讲，我们是帮闲！”律师说。

　　在同行眼里，黑子林是个成功的律师，他的成功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值得尊重。他的老岳父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这次事情闹大了，能不能搞定还不好说。”

　　更多的同行则是暗自高兴。“黑子林被干掉了，就该轮到我出头了。”当地一个律师并不对记者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开着

　　新来的执政者，迫切地希望重塑这座城市的形象。他们破天荒地对全国各地的记者友好起来，甚至设置了一项舆论监督奖。

　　离开的时候，在郴州火车站，被曾锦春害得倾家荡产的受害者，托自己的亲戚，绕过排得长长的队伍，直接从火车站的办公室穿过，让记者方便快捷地登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

　　郴州迅速地被抛在身后。

　　这所城市的故事终会在时代大潮中被迅速遗忘，或者将换一处地点重复上演。精英阶层不遗余力地从外部世界引入各种观念，在用各种模式改造国家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利益，转过身却发现，身后那个前行中的中国并没有在理论的设计中变得日渐清晰。

　　每每有贪官落马，黄元勋总会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记者。凌晨时分，当他打来电话时，睡梦中的记者根本没有弄明白是谁，可他依然滔滔不绝地描述起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尽管有些只是传言。（记者 田磊）(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