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参政议政冲动调查:庙堂之上的谏言献策

　　特约记者 哲 沅 发自上海

　　律师，一个颇受人羡慕又颇受人非议的职业。

　　如果不考虑职业风险和职业成本，也不考虑行业内分布不均的问题，单纯从数量上分析上海律师的年平均约24万元的收入，是2005年同期上海人均年收入18645元的近12倍。从经济意义上说，他们属于“富人”，因此律师行业越来越为人们所向往，法学法律专业也变得红火。

　　但在普通百姓中，很多时候，律师也属“道德败坏型”，即认为他们是“富有的，混淆是非的，狡猾的、贪财的”；在某些公权力机关看来，也常认为律师是“麻烦的制造者”，或者是“司法部门的下属，遇到麻烦就找律师帮忙，成为政府部门的‘消防队’”。

　　但是，律师的真实状况如何？怎样化解在执业过程中遭遇的会见被告难、调查取证难、执业冲突引发报复和刁难，最终在种种误解和误读中突围，并且作为一股新兴的民主化法治化力量崛起？

　　著名学者朱学勤曾在上海律协坦言，中国未来的领军人物将从最初的人文官僚、技术官僚，最终转到法政官僚，这几乎是全球民主化、法治化国家的通例。而律师，是否就是未来中国法政官僚的后备军，不断在坊间传说的“律师参政”是否真如想象中美好？

　　庭院争锋

　　“抓住明年是市人大和政协换届时机，争取进一步增加律师进入人大和政协的名额。”3月24日，在汇集上海各家律所负责人的一年一度的律师代表大会上，会长吕红兵如此直白地表达了上海律师参政议政的要求。这或许在全国可能都是很少见的，律协会长会如此“赤裸裸”地表达这种政治诉求。

　　实际上，这些年上海律师通过人大政协的舞台，已做了很多其他省市律师很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而现在，不过是想做得更多。

　　更早几天，接连召开的上海“两会”和全国“两会”的热潮刚刚褪去，上海市律协就对新任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进行“初任培训”，目的就是教会他们利用好律协这个大平台，从而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水平。

　　据了解，在去年末刚刚完成的上海市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换届选举上，换届后，律师当选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总数为91名，除去期满退出的律师，实际增加人数是13名，比上届的78人增加了16.67%。截至目前，上海律师中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共计104名，其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达到13名，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而且，上海律师数与上海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比例首次突破了100∶1，也就是说每百名律师中，就有一名律师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一比例在全国排名绝对居于前列，要知道律师参与这两种身份的竞选并没有专门的律师界别。

　　“律协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切实提高上海律师的参政能力。”吕红兵如是说。不过，他还是感觉有些遗憾，“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队伍中，尚无上海律师，而全国也只有11名律师担任了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而他本人，也还只是上海静安区的政协委员。

　　虽然尚有遗憾，但是上海律师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已开始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近4年来，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市、区(县)“两会”中提出了270余件关系国计民生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的提案和议案。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级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又新提出了近20份颇有见地的提案、议案，其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律协副会长钱丽萍提出的关于提请制订《上海市电子商务条例》的议案已列入市人大今年的立法计划中。

　　值得一提的是，该议案正是上海市律师协会构建的“议案集体研讨机制”这一平台下的产物。年初的上海“两会”前，上海律协专门召开了人大议案研讨会，对该议案和钱丽萍代表的另一份《关于修改〈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议案作了专项研讨，有10多位律师参加了会议。用钱丽萍的话说，“这是两份上海律师精心研究的议案，三易其稿、最终成型，不仅代表我个人，更是代表了众多上海律师共同的立法心声。”现在的上海律协已成为上海市制定法规、规章提交审议前必经征求意见的单位。

　　为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国明特别欣慰于律师参政议政的专业水准，“希望律师能争取到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同时期待律师更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他还说，上海市各级领导也在不同场合称赞律师的作用。

　　艰难崛起

　　上海律师的参与“庙堂”，无疑也在全国的大背景下。

　　一般在知识阶层看来，律师参政议政，有利于法治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律师政治意识十分强烈，其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据统计，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美国43任总统中，有28任(27人)当过律师或攻读法律专业，约占总统人数的65%，其余总统虽然没有法律专业文凭，但也有不少人是公认的法律专家或对法律深有研究，如主持制定美国宪法的华盛顿。

　　除了担任总统之外，在行政部门的各级组织中也都有律师和法律专家在制定政策，如卡特政府的13名内阁成员中8名是律师，律师也担任行政机构中许多不属于法律事务方面的职位。

　　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教授领衔的一份对上海律师执业的调查报告中，就认为上海律师队伍参政议政的程度并不高，仍游离于国家社会权力体系之外，与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相比，上海律师行业的社会权力相对比较低。

　　为此，报告也建议有关部门能够关注上海律师群体中还没有国家级代表，希望上海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律师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保有一定比例，特别是可以设立律师行业的界别参加人大和政协工作。

　　实际上，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赵桂英和全国政协委员舒安娜都向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增加一些新的界别，譬如律师界别，以听取更多群体的心声。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亦曾建议，不仅需要在政协中增加律师的界别，而且可以适当增加人大代表中的律师名额。

　　其实，从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律师的身影，再到本届全国人大政协中，律师的人数增加到13人，其中政协委员实现了“零”的突破。在这近20年来，前后几任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一直努力地在中国最高的议政殿堂发出自己的声音。

　　虽然律师通过自己代表或委员的身份积极参政议政的数量还很少，但是一些非律师代表则开始私下聘请律师或法学教师担任自己的助理，为自己履职出谋划策。

　　这番看来，似乎有理由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增强，律师必能深度参与国家决策与社会公共事务，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旋转门”将徐徐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