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介于战略盟友与安全威胁之间

　　在战略盟友与安全威胁之间

　　在从1784年至19世纪末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主要是在私人层面进行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大关注，中国在美国外交格局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及随后对菲律宾的占领使美国一跃而为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强国，美国开始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

　　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使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危险，远东的均势也会被打破。于是美国在1899年至1900年间提出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给列强的照会中一方面表示不反对列强在中国已有的特权和利益，同时又提出各国要保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和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该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侵略性的一面，同时也表明美国反对瓜分中国，而后一点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20世纪上半期，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对自身的战略重要性，遏制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和维护中国的完整为美国安全所必需。主要是在这一战略考虑下，同时加上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同情，美国在1938年之后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更是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空军志愿人员赴华作战，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战死在中国战场。

　　在

二战后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即预见到战后亲美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特别是维护亚洲稳定、牵制苏联影响的作用，遂苦口婆心地说服战时主要盟国领袖邱吉尔和斯大林同意给予中国大国地位，让中国充当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中国在美国的扶植下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但是很快中国江山易主，亲美的

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新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罗斯福对中国的战略设想遂成泡影。

　　在冷战时期，美国继续从战略角度思考中国问题，只是这种考虑从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变为战略敌人，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孤立和封锁，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70年代美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战略考虑，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战略设想中抗衡苏联的筹码，一直到冷战的结束。冷战后，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合作反恐、维护亚太安全和全球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遂有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之说。

　　“美丽的帝国主义者”

　　自近代以来看，中国人对美国抱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用美国学者沈大伟的话说，美国在中国人心中是“美丽的帝国主义者”。

　　1843年中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美望厦条约》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之一，美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并肆意干涉中国内战和反对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毛泽东把近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为“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因此，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是与其他列强没有什么不同的帝国主义者。时至今日，中国仍担心美国对台湾的图谋、遏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和“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以及谴责美国“好战”和干涉别国内政。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特别是寻求现代化和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把美国视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对象，是“美丽 ”的国度。鸦片战争后魏源称美国为“不桀骛中国”，“有益无损”的“谊”国，徐继 则将美国社会比附成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模式—中国的“三代之治”，称华盛顿为践行“天下为公”的“人杰”。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分子更是把美国视为“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来源地。杜威20年代在中国演讲所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数以千计的青年赴美

留学都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期望从美国那里找到救国的良方。

　　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试图利用美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清末袁世凯和唐绍仪等人曾试图借助美国的资本和支持牵制在东北实力急剧扩大的沙俄和日本。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前夕提出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后，中国知识分子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不平等地位的希望，以至于连一向激进的陈独秀都称威尔逊为“世界第一大好人”。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袁政府惟一的依靠就是美国，参与对日谈判的顾维钧日出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官邸，与其商讨对策。抗战爆发后，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美国的援助。

　　虽然中国人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但美国的政策却常常让中国人失望，美国不愿为中国火中取栗，因中国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有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与日本达成交易。于是有巴黎和会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希望的幻灭，“第一大好人”威尔逊成为空言欺人的“威大炮”。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确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国家富强的国度。这一幻想在1 949年至1979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虽几经批判，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我们看一看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留美热潮，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时至今日，美国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和治理社会的经验，乃至其宪政模式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甚至决意效仿的对象。

　　范式的改变？

　　纵观200多年两国关系的历史，应该说虽然有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威胁甚至侵略，但在两国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共同利益还是大于矛盾和冲突。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虽然有剥削的成分，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文化传播与渗透固然旨在影响和和控制中国，但也满足了近代中国人输入西学的愿望；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维护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同时也有抑制列强特别是日本瓜分中国的客观效果。毫无疑问，美国会继续从市场、民主化和战略安全的三个角度来思考对华关系。

　　但是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根本基础似乎正在发生改变：自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认为中国弱小、不足以挑战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因此也才有克林顿之前的多位总统关于一个稳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宣示；但在新世纪，美国似乎不那么自信，因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并似乎正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否还符合美国的利益遂成为萦绕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的疑问，加上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不信任，所以在一些战略家的思想中，“强大中国”的范式正在取代“弱小中国”的范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思想的基础，于是有“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和如何“防范”中国的热议。关于“强大中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思维，因此必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记者 储昭根）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