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看中美关系：战略盟友与安全威胁

　　35年前，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恢复了两国中断二十多年的关系。如今的中美关系已是前所未有的热络。3月7日至8日，美国财长保尔森上任7个月以来第三次访华，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于3月22日随后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紧接着，4月3日，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抵达华盛顿对美访问。而5月底，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如此频繁的访问与交流，是中美关系深度与热度的一个印证。与此同时，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的初裁决定；4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将两项与中国有关的知识产权争议提交WTO。而在此之前，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学术研讨会暨第12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于3月24日至26日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陶文钊研究员及会议的主办方浙工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黄会健教授的帮助下，观察记者邀请了5位著名国内学者，让他们从多个视角、更宏观角度来一一点评中美关系，以便能够对中国当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一个深入细致的了解。

　　从历史角度谈中美关系

　　观察记者：中美关系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恩恩怨怨。鸦片战争后，美国用军舰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但当中国面临亡国瓜分的危机时，美国却在其门户开放政策中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过中国，但之后美国却将中国的战争赔款返还到中国，创建了清华大学；中美在抗日战争时是亲密的盟友，美国对华大量援助，并在战后支持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又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中美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请您从历史的视角谈谈中美关系。

　　点评人：王立新

　　中美关系史基本上为世人所熟知，但如何解读中美关系的恩怨史？我尝试按照市场、文化(民主化)和战略与安全三个角度来阐释近代以来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三个动力以及中国人如何看美国。

　　中国市场的

　　一般认为，中美关系始于1784年。该年2月22日，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从纽约港起航满载人参、毛皮、铅和棉花等北美特产，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揭开了美国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序幕。“中国皇后 ”号首航中国，盈利达3万多美元，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从此大量美国土产和工业品输往中国，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也大量输往美国，成为美国人喜爱的商品。进入20世纪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中国的市场显得更加重要，美孚石油、英美烟草、花旗银行都是1949年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公司的名字。

　　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中国社会动荡，积贫积弱，加上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市场始终是神话代替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商约，中国大门向美国全面洞开，以至时人谴责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独占，国民政府已是美国的傀儡。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对抗，贸易断绝，美国实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峰回路转，贸易得以恢复，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构成1978年卡特政府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之一。一直到今天，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额已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纵观历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直中美关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越来越紧密的贸易关系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文化输入与改变中国

　　1830年首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来华宣教，开启了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如果说商人来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话，传教士来华则代表了美国开展对华关系的另一个、也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动力，即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传教士抱着传布基督教、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而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教堂，深入最偏远的地区布道，同时还出版报刊，创办学校，从事慈善和社会改良等活动。在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美国传教士兴办的燕京、圣约翰、金陵、岭南等大学均位居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

　　19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抱有同样的理想，他在华期间支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把国际法引进中国，奉行与清政府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颇得清廷好感，以至于1868年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率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使团访问美欧，颇能为清政府据理力争，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最后病死任上。清廷特追加蒲安臣一品衔，赏恤银一万两。

　　美国政府的高官们也企图通过输入美国文化来影响、塑造和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有190 8年美国国会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

　　1949年后，美国人要改变中国的冲动和对中国的发展取向的深刻不信任共同催生了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到今天，一种要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依然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

　　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话说—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

　　这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最深刻的体现，也是中国同美国发生磨擦的最深层原因。中美交往中值得瞩目的一个关系模式，就是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谴责和反对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远比利益冲突更加剧烈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