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狂欢的种子

　　本刊记者/张鹭

　　从2000人参与，到80000人聚众，北京的迷笛音乐节在8年时间里，从一个小众的专业活动，迅速发展成为披着音乐外衣的大众的狂欢场。

　　张帆负责了8年的迷笛音乐节。他的儿子才3岁，在去年音乐节现场，望着儿子兴奋的神情，他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满足的感觉。狂欢的气氛，悄然注入了一个幼小的中国男孩的心灵。

　　“迷笛”的年龄，比张帆的儿子仅仅大一点，今年8岁。

　　8年前，2000年5月1日，敏感的张帆发现了中国人身体里蕴藏着一股狂欢的能量。

　　那个时候，迷笛音乐学校举办了一场毕业生的汇报表演，地点在学校礼堂。粗糙的水泥地面、简单的装饰，以至于很多来者以为这是个仓库。

　　“但这并不影响1000名乐迷的兴致。”当时还没有安全护栏，舞台也很低，最靠前的人几乎贴到舞台，而舞台的高度仅仅到他们的胸口，台上台下伸手可及。大家喝着桶装的免费啤酒，在拥挤的礼堂里尽情随着音乐而相互冲撞，有力的撞击甚至能把人撞得生疼，但兴奋之下的人感觉不到。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进入新世纪仅仅5个月。伴随着千禧主义微妙的末日心态，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狂欢。年轻人像得到神启一般，纷纷走向街头、公园和广场，彻夜不眠，等待见证历史。为了迎接21世纪到达中国大陆的第一道曙光，10万人涌进浙江温岭石塘镇看日出，而这个小渔村的常驻民不过3.6万。

　　这是中国第一次融入世界范围内的狂欢文化。为了迎接新世纪，狂欢跟着2000年1月1日的第一缕曙光围绕地球整整赚了一圈。这里面既有自发行为，更有官方的组织。

　　然而，“迷笛”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2001年，同一个地方，除了参与者达到3000人左右，一切都没有变化。“在(北京)上地的迷笛校园里举行的前两届音乐节，还很少有外地来的参与者，也没有媒体报道，来的大多是音乐圈和先锋艺术圈的人士。”张帆说。

　　主流媒体不加以报道，自有主流媒体的想法。迷笛音乐节的主角是摇滚乐，这种发轫于西方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社会、反主流的意味。参加这样活动的人，或多或少让人觉得不正常。

　　的确，在迷笛音乐节上，充满了文身、怪发、穿刺，各种简朴但是自成风格的服饰、酒精、场内的剧烈身体碰撞，甚至场外的性……，在外人看来，这些怪异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人是那么不可理解。2002年，一位记者直言不讳地说：“这里70%的人都不健康。”

　　恰恰在2002年，“迷笛”迎来了它的第一次拐点：场地搬到了北京著名的香山，得以第一次露天举办。"舞台搬到了草坪广场上，有几百棵果树，空气中飘动着青草的香味。"张帆回忆说。

　　仿佛一颗种子，终于从地下钻出，“迷笛”节开始在阳光下舒展青涩的叶片。而狂欢的基因，至此也完成了第一次光合作用。张帆注意到，参加此次音乐节的50余支乐队里，已经有很多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很多乐评人和记者开始出现在现场，还有善于捕捉另类文化风向的文艺青年、导演、作家、模特、歌手、诗人、艺术家、派对动物、摇滚明星、媒体策划人。

　　让人兴奋的是参加者的数量：每天达到了4000人。

　　中国人似乎也越来越多地用自身的行动，为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注入更多的狂欢要素。1997年，国人集体庆祝了香港的回归。在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转入了自由发挥的阶段。当年7月1日，中国新闻社在电讯稿中说，天安门广场上至少有10万人在子夜过后仍然在载歌载舞，直至国旗升起，天光大亮，人们才散去。

　　此后，国人又连续接受狂欢的“训练”：1999年，迎接了澳门的回归，2001年，庆祝了的申办奥运会的成功。

　　这些都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而2002年中

　　“迷笛”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4年，第五届。上一年度，每天络绎而来的参与者接近6000人，香山的场地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狂欢激情。颇费踌躇之际，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主动找到张帆，说服他把音乐节移到雕塑公园的草坪举办。

　　这次，想要加入狂欢的人群，需要付出10元的门票。这是迷笛音乐节历史上第一次收取门票。有评论者说，意义并不仅仅于此——这意味着，官方开始接纳了这种发轫于民间的狂欢。

　　张帆说，他感到“迷笛”有成为大众节日的趋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数字证明了他的预感：每天的人数突破了10000人大关。

　　一颗叛逆的种子，虽然钻出地面并得到正统的些微支持，并不意味着它就能一帆风顺下去。即便是有重大转折的2004年，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安全方面的问题，原本预计五月举行的活动不得不推迟到了国庆节。让张帆印象最深的是，警察在接到居民的"扰民"的投诉后，让他停办音乐节。以至于在10月2日晚上演出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听到了张帆的宣告：“本届迷笛到此结束。”

　　这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台下一片夹杂着《国歌》的抗议声，也开始有人往台上扔水瓶泄愤。张帆与石景山区政府和警方议定，双方各退一步，音乐节继续进行，但每天必须提早结束。

　　“警察、小区领导挨家挨户去说服意见最大的居民，终于让音乐节办了下来。”张帆说。这让他体会到与政府的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其实他们也是两难，一方面是几千居民，另一方面是上万观众”。

　　人们有理由要求继续狂欢下去，因为大规模狂欢、宣泄的机会正在减少。

　　一度，中国人差点找到了自己狂欢的途径——足球。1994年开始的职业化联赛，开始让足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在《孤独的狂欢》一文中解释说，“因为足球运动提供了稀缺产品：顶级水平的快乐。如此之多、如此之强的快乐需求，与如此之少、如此之弱的快乐供给相遇的结果，使过多的需求者涌向过少的提供者。这就是足球火爆的原因。”

　　但中国足球却无力承担这样的角色，即便“铿锵玫瑰”，也成了飘零的花朵。男足和女足，渐次成为人们心头新的积郁。而各类官方主办的节，经济色彩和政治色彩让狂欢二字望而却步。

　　“迷笛”在这个时候，以另类的原始冲动，承载了更多人需要宣泄的本能要求，践行着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所谓的“狂欢原则和无痛苦原则”。

　　2005年，音乐节移师拥有北京最大草地面积的海淀公园，并且经过区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公安、消防、工商、城管、物价局……层层审批，穿上合法的外衣。2007年，它终于攀上一个新的高度：每天有20000人参加，成为中国最大完全依靠独立的民间力量运作的狂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