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热到狂欢：中国狂欢的亚文化流变

　　本刊记者／姜弘

　　王朔被众人高高举起，抛向空中。《喀秋莎》的嘹亮歌声轰然响起，一顿数百人的大撮(北京话，指大吃大喝)就这么达到了最高潮……

　　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把民间自发的集体狂欢定格在“老莫”(莫斯科餐厅)，王朔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痞子，正是他阻止了一场恶战的发生。大家很兴奋，于是奔赴“老莫”，长长的桌子聚拢了数百人，仪式感由此生出，王朔被视为英雄。

　　那个年代是英雄主义的年代，即便是民间的狂欢也不乏英雄主义的色彩。

　　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生活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文革”式的集体狂欢更是政治的直接衍生物，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呐喊孕育着无处安放的青春。其后，城市里最不安定的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知识青年”，他们的集体狂欢被种到了白花花的盐碱地里。城市已无狂欢，小范围的宣泄止步于玩打仗这类游戏，大院里的纨绔子弟可以偶尔到“老莫”里潇洒一回。

　　俄罗斯人巴赫金与姜文、王朔们有着几近相同的生存背景。孤独落寞的巴赫金在自由的精神世界探索着狂欢的奥秘，他的狂欢理论及其他学说几十年后才被西方人关注到，并形成了一股巴赫金热。

　　巴赫金的研究对中国狂欢文化的流变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认为：狂欢节是民间的节庆生活，是他们以诙谐的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快乐与自由是民间狂欢的本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组织下的狂欢活动，在巴赫金眼中，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与“制度、秩序和等级”有关，它的目的正是营造不平等与神圣化，这样的宗旨与民间狂欢的本质截然相反，自发的民间狂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奔放、不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狂欢的基因，远古中国人祭拜神灵延伸出的狂欢仪式有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色彩，这和西方狂欢仪式的来由并无二致。史书记载，唐玄宗曾把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演变为遍及全国的狂欢节，要连续闹上5-10天，鼓乐喧天，灯火通明，所谓“闹”元宵，正是由此而来。

　　然而，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产物在历史的蜕变中逐渐失去了本意。中国的各种传统节日被赋予了这样或那样的传说与含义，却唯独狂欢的色彩越来越远。仪式感逐渐增强，自由狂放的气息荡然无存。

　　当然，每逢加冕、胜战这样的欢庆时刻，集体狂欢行为更是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含义。20世纪初，赛先生与德先生的驾临也未能洗去中国狂欢的政治尘埃。民国年间，几乎所有狂欢都与政治有关，微弱的民间狂欢势力仅在歌舞升平的夜上海闪烁。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狂欢的声浪从民众内心真诚发出，游行、舞蹈、歌唱都是百姓发自肺腑的庆祝，这个时期的集体狂欢行为被赋予了政治上的诉求与渴望，人们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渴望，整个50年代的中国式狂欢极富深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的主流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一方面，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按照原有的模式继续完成着它的使命，但却逐渐淡出中国人的视野。进入新世纪，源于民间的小范围狂欢活动逐渐显形，逐渐成为一种亚文化景观。

　　从主流文化的视角看，亚文化首先被认为是小众的。但它的凝聚力却往往出人意料，所有亚文化的传播过程大体难逃从小众迅速裹挟为大众的轨迹。盛行于80年代的集体舞、迪斯科，直到今天日益多元的狂欢方式都经历了这样的流变过程。在人数和规模上，这类小范围的狂欢活动与大型户外集体狂欢有质的区别，但它却疏导了中国人亟待寻找出口的情绪流。

　　过去20年，中国人曾经试图以其他媒介宣泄自己的情绪，持久的足球狂欢盛宴以中国足球的衰败终结，足球场内外的万人声浪隐退为狂欢者记忆深处的伤痕。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市空间的日益狭小使得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政治正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新的、纯民间的狂欢诉求悄然酝酿。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开拓了中国式狂欢的新路——啤酒节、时装节、美食节……大量隐藏商业动机的狂欢活动渐次登场，但终究因为过浓的商业色彩没能形成气候。一旦商业成为扼杀狂欢中自由气息的凶手，自由的片甲不归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盛行于上世纪90年代的摇滚乐。作为中国亚文化重要支流，摇滚乐的自由、叛逆与成长中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完全吻合，他们需要这样一种形式宣泄自己的“成长烦恼”，表达无法诉说的“愤懑”。十几年来，中国摇滚乐走过了和中国足球并无二致的荒芜之路，然而，音乐的表达更接近身体律动的诉求，它比足球有更大的能量，它比足球更容易突破地域、种族的壁垒。中国的摇滚乐迷一边骂着中国的摇滚乐，一边在吉他轰鸣中继续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实际上，即便在西方，摇滚乐的嬗变也是发人深省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的娱乐性让西方的摇滚乐同样难逃“厄运”，被各国政府视为“人民公敌”的摇滚乐成了当年他们自己在歌中唾骂的对象——和主流世界握手言和，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小痞子王朔，成功说和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恶战，不仅架碴不起来了，痞子因此功成名就，成为凯旋的英雄，夕日的叛逆者摇身一变，转瞬间就成了一尊尊主流视野中的大众偶像，进而成为狂欢行为的对象与主体，被公众捧上了天。这是泛娱乐时代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以音乐为主体的户外集体狂欢，音乐蜕变为巨大的背景声，为狂欢者提供狂舞的伴音。

　　时至今日，西方的户外集体狂欢只剩下了两大阵营——足球与音乐，其他的形式因为政治的、社会的含义先后退出，反倒越来越接近巴赫金所说的自由与不羁，狂欢者在舞台下成为自己的英雄。他们“走过来，走过去”，“空空的没有目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今日西方世界，发生在1969年美国小镇伍德斯托克上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