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时代萌芽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2日16:3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我们活得太压抑了。”吴江说。

  吴江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他从2001年起,就连续参加了“迷笛”,只有2006年缺席一次。

  吴江生于新疆,是个道地的汉族人。2001年,当吴江从网站上看到迷笛音乐节的消息时,他还是个在太原上学的学生。

  从新疆到太原,吸引吴江的,是音乐。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他在音乐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太原地下乐队的文章,于是就填报了太原的一所财经学校,只身来到山西寻找自己的乐队梦。

  大学期间,吴江曾尝试着组一支乐队,但是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这么大一所学校,就没有几个人听音乐,别说玩乐队了。”他以前对太原的憧憬被现实击得粉碎:“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吗?除了市貌不同,太原就跟《小武》里的汾阳一样,闭塞、沉闷。”

  小众 大众

  吴江把自己划入这样一群人:有地下情节,走在大众的前面,除了服饰和装扮上有乖张的一面,但主要有一种他“说不清楚的精神”。对于这群人,吴江的总结是:“很难融进制度化的生活,而且特别渴望寻找同类。”

  带着寻找同类的向往,他背着背包挤进了北上的火车。这一找,就是6年。

  吴江现在正被制度化生活所抛弃,他刚刚辞掉一份策划经理的工作,漂泊于北京。来北京时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交了房租,吴江不得不暂时放下“做地下电影”的理想,每天去一些与艺术无关的公司寻找机会。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释放生活的压力。

  在“迷笛”,他找到了同类,找到了那群人。白天跟着音乐狂欢,深夜就躺在礼堂里冰冷的水泥地上,听远处那些无家可归的乐迷们不甘寂寞的吉他声、谈话声,以及与东北金属乐迷、外地扒火车来的兄弟们关于“金属不死”的彻夜长谈。

  “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条毯子。”吴江说。在同类那里,他感到了一丝淡淡的温暖。

  三天三夜的群体生活,让吴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发现与他同样感到“压抑”的人大有人在。

  吴江说,2004年以前,在“迷笛”上很少能看见通常意义上的白领人群,可是现在,原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导演、作家、歌手、诗人、艺术家和派对动物等先锋人群正在成为少数。“他们都已经进入社会,无奈地被纳入他们曾反感的社会体制。”吴江说。

  “迷笛”的操盘手张帆也意识到了人群的大众性变化,“今年增设民谣舞台、Hip-Hop舞台、电子舞台”,都是为了满足这些普通人的兴趣和需求。

  减压 娱乐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江那样、既喜欢摇滚乐,又用它来排解压力。但参加“迷笛”并置身狂欢场的人们,被残酷地包裹在中国压力人群之中。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四年后的今天虽然没有类似的报告,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压力有增无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说,现在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处在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

  娱乐,尤其是有刺激性的娱乐,是释放和舒缓压力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娱乐场所激增:自1983年起的15年时间,中国建有300多家大大小小的游乐场,达到美国几十年间建设游乐场数量的总和。而到2006年年底,四川一个省就拥有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场所11668家。

  即便如此,孙学礼教授仍然认为:现在的年轻精英们,就算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

  颠覆 张扬

  狂欢本身有比减压、宣泄更为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说,狂欢是人们集体创造的一个怪诞的时空广场,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最早的狂欢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酒神祭之后,人们停止工作,走上街头、广场,举行各种游艺活动。

  狂欢节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各种等级的人们,打破了以往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装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纵情欢娱。

  颠覆、张扬、欢饮筵宴,成为狂欢固有的基因。最新一届的“迷笛”基本上具有了狂欢的要素,这一点,音乐节的发起者张帆也不否认。

  最关键的是,“迷笛”这种中国式狂欢,在恰当的时机,生根在恰当的土壤中。这个恰当的土壤,就是性格迥异的新一代中国人。

  200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江夏健一通过远距离观察,在《经济学人》上说,中国各地活跃着新一代中国商人,他们“爱钱”、“爱权”、“爱国”。对于更为年轻一代的性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程巍则以“叛逆、无理性和排他性”加以概括。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现在,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到社会文化层面,都在不断地进行否定与重建,在这期间,个人主义和平等价值观得到普遍的张扬。

  狂欢,在新的世纪,终于找到了在中国的落脚点。

  然而,吴江对“迷笛”的转型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越来越‘干净’了”。他感叹说。在他身后,有数不清的人们沉浸在纵情欢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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