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时代萌芽

　　本刊记者/张鹭

　　“我们活得太压抑了。”吴江说。

　　吴江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他从2001年起，就连续参加了“迷笛”，只有2006年缺席一次。

　　吴江生于新疆，是个道地的汉族人。2001年，当吴江从网站上看到迷笛音乐节的消息时，他还是个在太原上学的学生。

　　从新疆到太原，吸引吴江的，是音乐。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他在音乐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太原地下乐队的文章，于是就填报了太原的一所财经学校，只身来到山西寻找自己的乐队梦。

　　大学期间，吴江曾尝试着组一支乐队，但是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这么大一所学校，就没有几个人听音乐，别说玩乐队了。”他以前对太原的憧憬被现实击得粉碎：“你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吗？除了市貌不同，太原就跟《小武》里的汾阳一样，闭塞、沉闷。”

　　小众 大众

　　吴江把自己划入这样一群人：有地下情节，走在大众的前面，除了服饰和装扮上有乖张的一面，但主要有一种他“说不清楚的精神”。对于这群人，吴江的总结是：“很难融进制度化的生活，而且特别渴望寻找同类。”

　　带着寻找同类的向往，他背着背包挤进了北上的火车。这一找，就是6年。

　　吴江现在正被制度化生活所抛弃，他刚刚辞掉一份策划经理的工作，漂泊于北京。来北京时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交了房租，吴江不得不暂时放下“做地下电影”的理想，每天去一些与艺术无关的公司寻找机会。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来释放生活的压力。

　　在“迷笛”，他找到了同类，找到了那群人。白天跟着音乐狂欢，深夜就躺在礼堂里冰冷的水泥地上，听远处那些无家可归的乐迷们不甘寂寞的吉他声、谈话声，以及与东北金属乐迷、外地扒火车来的兄弟们关于“金属不死”的彻夜长谈。

　　“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条毯子。”吴江说。在同类那里，他感到了一丝淡淡的温暖。

　　三天三夜的群体生活，让吴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发现与他同样感到“压抑”的人大有人在。

　　吴江说，2004年以前，在“迷笛”上很少能看见通常意义上的白领人群，可是现在，原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导演、作家、歌手、诗人、艺术家和派对动物等先锋人群正在成为少数。“他们都已经进入社会，无奈地被纳入他们曾反感的社会体制。”吴江说。

　　“迷笛”的操盘手张帆也意识到了人群的大众性变化，“今年增设民谣舞台、Hip-Hop舞台、电子舞台”，都是为了满足这些普通人的兴趣和需求。

　　减压 娱乐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江那样、既喜欢摇滚乐，又用它来排解压力。但参加“迷笛”并置身狂欢场的人们，被残酷地包裹在中国压力人群之中。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这份报告发表于2003年，四年后的今天虽然没有类似的报告，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压力有增无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说，现在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处在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

　　娱乐，尤其是有刺激性的娱乐，是释放和舒缓压力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娱乐场所激增：自1983年起的15年时间，中国建有300多家大大小小的游乐场，达到美国几十年间建设游乐场数量的总和。而到2006年年底，四川一个省就拥有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场所11668家。

　　即便如此，孙学礼教授仍然认为：现在的年轻精英们，就算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

　　颠覆 张扬

　　狂欢本身有比减压、宣泄更为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说，狂欢是人们集体创造的一个怪诞的时空广场，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最早的狂欢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酒神祭之后，人们停止工作，走上街头、广场，举行各种游艺活动。

　　狂欢节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各种等级的人们，打破了以往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装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纵情欢娱。

　　颠覆、张扬、欢饮筵宴，成为狂欢固有的基因。最新一届的“迷笛”基本上具有了狂欢的要素，这一点，音乐节的发起者张帆也不否认。

　　最关键的是，“迷笛”这种中国式狂欢，在恰当的时机，生根在恰当的土壤中。这个恰当的土壤，就是性格迥异的新一代中国人。

　　200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江夏健一通过远距离观察，在《经济学人》上说，中国各地活跃着新一代中国商人，他们“爱钱”、“爱权”、“爱国”。对于更为年轻一代的性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程巍则以“叛逆、无理性和排他性”加以概括。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现在，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到社会文化层面，都在不断地进行否定与重建，在这期间，个人主义和平等价值观得到普遍的张扬。

　　狂欢，在新的世纪，终于找到了在中国的落脚点。

　　然而，吴江对“迷笛”的转型并不是很满意。“现在越来越‘干净’了”。他感叹说。在他身后，有数不清的人们沉浸在纵情欢乐之中。